为何大多数学运领袖面对招安易变节？

   

   

   

为何大多数学运领袖面对招安易变节？

   

   　正值天安门大屠杀23周年追悼日，爆出六四学运领袖柴玲发表公开信。柴玲表示要原谅当年冲进天安门广场的解放军，以及当时的领导人邓小平和李鹏。两年半前有了基督教信仰的柴玲说，这种宽恕反主流文化及感情，但坚信“只有当我们真正宽恕时，持久的和平才会到来。”
   　不仅山东人柴玲如此，闯使馆到美国的山东维权人物陈光诚前几天也说：“……我们看到，中国中央政府让我以合法公民身份来美国学习，这是没有先例的。不管他们以前怎么做，只要他们开始朝着正确方向前进，我们就该加以肯定。” 言下之意，他能留美还得对暴政中共感恩戴德一番。
   　至于王军涛、王丹、吾尔开希就更不用讲了，除了反对革命，追随刘晓波当乞丐民运，与中共勾搭以外，还到处请求招安。在追忆64屠杀23周年的纽约广场上的坦克模型上，王军涛抢占位置，发表演讲，仿佛不必再提死去的学友和那血淋淋的场景，他在高调炒作自己当年的“七条主张”——纪念64正好借此重拾他自己的反腐改良旧梦。
   　为什么这些学生在几十年后，还是这副自私善变的德性？我们要全方位解剖我们的民族特性：
    1、不少学生因为没有面对艰难困苦的心理准备，经历屠城大逃亡的恐惧之后，大多皈依了基督教，但不是真正的基督，他们不了解基督哲学思想。基督有两面性：一个是博爱，另一个是公正。没有博爱，也就没有宽容、同情和怜悯的善良基础，还会生出杀伐不止的孽障来。而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则是用惩戒性的手段来遏制罪行的持续发生——这就是畏惧性正法！一个正激励，一个负激励，这是两手准备。为防止罪恶无休止的产生，除了有上帝的大爱之外，还要有对上帝的极大畏惧！你不畏惧上帝，那么你谁都敢杀，连上帝都可杀之，而不用付出任何代价！
   　如果对64屠夫不用清算，不仅中共还可杀人，不用担心拒不还政于民而受到惩罚，而我们也一样可以杀人，也都不用被处死——有人和解原谅嘛！这样公诉机关的检察官也可以不要，刑法也可以废除了，都和解了之，正义都不用了，都可以乱来了，这还叫个什么国家社会呢？不可想象……
    2、学生运动，历来修成正果的少。过去国、共创党初期，叛变投敌的不在少数，特别是中共“一大”在上海活动和浙江南湖开会的十几名学生中，竟先后有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包惠僧、刘仁静、顾顺章等人投敌，几乎达半数以上，可见学生的摇摆性，有的学生因没社会经历，其一生都在不断摇摆。在和平环境下的六四学运领袖，更是弱不禁风，只能搞些不成器的演变。他们对同学的血看得很淡，自己则贪生怕死，刘晓波为了保命甚至不承认有屠杀而出卖64英烈，这些人好出风头，极端自私，王军涛就是如此，抢在纽约坦克上吹嘘自己。
   　 3、孔夫子最了解，中国人的妇人之仁占多数，女人最易被男性统治者一套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意识形态”搞晕，很快缴械投降于“三纲五常”；女性度高的男人们则易被统治者的“八佾之舞”征服，如中共气势宏大的奥运烧钱晚会、煞有介事的盛装典礼、震耳欲聋的广场音乐会，山呼海啸的阅兵式等等，那种晨昏颠倒的气势能将人的灵魂震慑出窍，木木地自始至终听任摆布。
   　　　4、B型血民族的三分钟热情，会让不少人健忘和被传染健忘症，即使有人努力组织纪念64屠杀,不想健忘，也只是习惯性地喊几句儿狼奶文化口号，搞些没有是非感的片段来滥竽充数，如香港维园纪念六四23周年晚会，天安门母亲的讲话录音——不反共，陈光诚的声音——拒绝健忘，却没了下文；高喊平反六四——等于还是承认中共暴政合法性，这些大型民主集会极易成为中共的统战目标。
    中华民主正义党反对出卖正义的变节行为，我们勿忘六四、纪念六四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请看下篇《纪念六四是为了终结暴政，实现民主，匡扶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