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6日星期三

为何大多数学运领袖面对招安易变节?



   
   为何大多数学运领袖面对招安易变节?

   

为何大多数学运领袖面对招安易变节?
   

    正值天安门大屠杀23周年追悼日,爆出六四学运领袖柴玲发表公开信。柴玲表示要原谅当年冲进天安门广场的解放军,以及当时的领导人邓小平和李鹏。两年半前有了基督教信仰的柴玲说,这种宽恕反主流文化及感情,但坚信“只有当我们真正宽恕时,持久的和平才会到来。”
    不仅山东人柴玲如此,闯使馆到美国的山东维权人物陈光诚前几天也说:“……我们看到,中国中央政府让我以合法公民身份来美国学习,这是没有先例的。不管他们以前怎么做,只要他们开始朝着正确方向前进,我们就该加以肯定。” 言下之意,他能留美还得对暴政中共感恩戴德一番。
    至于王军涛、王丹、吾尔开希就更不用讲了,除了反对革命,追随刘晓波当乞丐民运,与中共勾搭以外,还到处请求招安。在追忆64屠杀23周年的纽约广场上的坦克模型上,王军涛抢占位置,发表演讲,仿佛不必再提死去的学友和那血淋淋的场景,他在高调炒作自己当年的“七条主张”——纪念64正好借此重拾他自己的反腐改良旧梦。
    为什么这些学生在几十年后,还是这副自私善变的德性?我们要全方位解剖我们的民族特性:
    1、不少学生因为没有面对艰难困苦的心理准备,经历屠城大逃亡的恐惧之后,大多皈依了基督教,但不是真正的基督,他们不了解基督哲学思想。基督有两面性:一个是博爱,另一个是公正。没有博爱,也就没有宽容、同情和怜悯的善良基础,还会生出杀伐不止的孽障来。而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则是用惩戒性的手段来遏制罪行的持续发生——这就是畏惧性正法!一个正激励,一个负激励,这是两手准备。为防止罪恶无休止的产生,除了有上帝的大爱之外,还要有对上帝的极大畏惧!你不畏惧上帝,那么你谁都敢杀,连上帝都可杀之,而不用付出任何代价!
    如果对64屠夫不用清算,不仅中共还可杀人,不用担心拒不还政于民而受到惩罚,而我们也一样可以杀人,也都不用被处死——有人和解原谅嘛!这样公诉机关的检察官也可以不要,刑法也可以废除了,都和解了之,正义都不用了,都可以乱来了,这还叫个什么国家社会呢?不可想象……
    2、学生运动,历来修成正果的少。过去国、共创党初期,叛变投敌的不在少数,特别是中共“一大”在上海活动和浙江南湖开会的十几名学生中,竟先后有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包惠僧、刘仁静、顾顺章等人投敌,几乎达半数以上,可见学生的摇摆性,有的学生因没社会经历,其一生都在不断摇摆。在和平环境下的六四学运领袖,更是弱不禁风,只能搞些不成器的演变。他们对同学的血看得很淡,自己则贪生怕死,刘晓波为了保命甚至不承认有屠杀而出卖64英烈,这些人好出风头,极端自私,王军涛就是如此,抢在纽约坦克上吹嘘自己。
     3、孔夫子最了解,中国人的妇人之仁占多数,女人最易被男性统治者一套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意识形态”搞晕,很快缴械投降于“三纲五常”;女性度高的男人们则易被统治者的“八佾之舞”征服,如中共气势宏大的奥运烧钱晚会、煞有介事的盛装典礼、震耳欲聋的广场音乐会,山呼海啸的阅兵式等等,那种晨昏颠倒的气势能将人的灵魂震慑出窍,木木地自始至终听任摆布。
      4、B型血民族的三分钟热情,会让不少人健忘和被传染健忘症,即使有人努力组织纪念64屠杀,不想健忘,也只是习惯性地喊几句儿狼奶文化口号,搞些没有是非感的片段来滥竽充数,如香港维园纪念六四23周年晚会,天安门母亲的讲话录音——不反共,陈光诚的声音——拒绝健忘,却没了下文;高喊平反六四——等于还是承认中共暴政合法性,这些大型民主集会极易成为中共的统战目标。
    中华民主正义党反对出卖正义的变节行为,我们勿忘六四、纪念六四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请看下篇《纪念六四是为了终结暴政,实现民主,匡扶正义》
   
   为何大多数学运领袖面对招安易变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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