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29日星期三

王炳章:放弃革命的权利就等于放弃了一切(8)



——南斯拉夫的革命昭示了我们什么?
王炳章
  米洛舍维奇倒台了南斯拉夫的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民主,又攻占了一块独裁者的土地。
我十几年前就结识过南斯拉夫的民运斗士。大概是一九八四年,我去美国首都华盛顿演讲、并会见其他民运朋友。当时,《中国时报》驻华盛顿记者冉亮女士,请我到她家做客。没想到,她的丈夫是一位南斯拉夫人,而且是一位思路清晰的革命者。我们相谈甚欢。我记忆最清楚的,是这位南斯拉夫人士对未来南国政局的准确预测。他预言,而且毫不留有余地地预言,南斯拉夫在铁托去世后会发生解体、爆发内战,共产主义当然也会随风而去。我问他为何如此自信,他说,这是南国内部矛盾的累积使然,任何人也改变不了。他还嘲讽那些美国所谓的南斯拉夫问题专家,说他们对南国问题认识非常肤浅,往往从主观愿望出发而制定对南政策。
现在,这位南国民运人士的预言已经获得验证。他是一名知识分子,我当年在他身上,却没有闻到那股酸儒的书生气味,反而感触到一种革命家的激情与果断。今天,我们从电视上观看南斯拉夫人民推翻米洛舍维奇的革命,是否也领悟到了其中的那种激情与果断?反观我们中国的八九民运,群众动员的规模远比南国的革命大得多,但我们为什么没有成功呢?这就要对比一下:人家有什么,我们没有什么;人家是怎样做的,我们是怎样做的。然后,我们思考一下,我们是否应当从南国的革命中学些什么。
一,攻占国会——夺取政权的意识
我分分秒秒都在关注南斯拉夫的革命。这几天夜里,我常常爬起好几次,打开电脑,从中英文各种管道捕捉信息。因为我知道——就象我多次讲过的,独裁政权一旦出现危及,其垮台的时间不是以月记,甚至不是以天记,而是以小时记算,其崩溃是异常迅速的。我不想错过任何一个关键的镜头,为的是从中领悟要绝,给未来的中国民主革命提供参考。
南国革命的转捩点,是群众攻占国会大厦。占领后,立即宣布夺权成功,反对派领袖及时宣布接管权力。也就是说,南国民主运动的领袖和群众,有十分明确的政权意识,目标就是要夺取政权。他们从一开始动员群众,就确定了这个目标,而且从不动摇。我们看到,南斯拉夫的民主派占领国会、宣布夺权成功后,局势一泻千里,首都武装警察纷纷倒戈。俄国政府也不得不迅速宣布承认新的政权。
中国话说“心想事成”。你心里想到“夺权”,想要“夺权”,才能“夺权”成功。心里没有“夺权”的想法,没有政权意识,夺权的机会来了,你都不知道抓住机会。甚至,把权力放到你的手里,你都不知道权力是什么,你都不会抓住它。
“夺权”?犬儒式的书生论证者,一听夺权,就吓得浑身发抖。一听要推翻一个即有的政权,就指责这是“胡闹”,这是“过激”,这是“以暴易暴”,这是“野心”等等。一句话,“推翻政权”要不得;“夺权”更是要不得。他们甚至站在民主革命者的前面,举着牌子,挡住革命者的去路,牌子上写着:“告别革命!”
如果南斯拉夫的革命者们听从这班中国腐儒的话,国会不去占领,权力不去夺取,米洛舍维奇今天依然会稳稳地坐在权力的宝座上,而且,这个独裁者还会津津有味地做下去。“书生论政而悟国”,有道理乎?
二,八九民运毫无政权意识
反观我们八九民运,毫无政权意识。主流运动压根儿就没想到“革命”,更没有去想“夺权”。我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闯关回国,目的就是想在运动中宣传革命的理念。不幸的是,我被拦截在日本东京,日航屈服于中共压力,拒绝载我飞往北京。在解放军三大总部的游行队伍走上街头、支持学生、要求政治改革时,我看革命的时机已到,就拼命联络在天安门广场的民运朋友们,让其带话给学运领袖们,应当迅速占领电台、电视台和人民大会堂。但连我的朋友都说,这样太激进,学生肯定不会听的,学生们恪守“和平、理性、非暴力”,他们不会放弃这个原则。我说,那就去找刘晓波等知识分子,刘晓波回国前,我们在纽约密谈过。但我的民运朋友告诉我,北京知识界的主流也不会接受我的建议,让我暂时不要着急。我怎么不着急?一位美国朋友当时讲,按照政治常识,当时的北京政权已经瘫痪,问题是需要一个替代政权,可惜这个替代政权改出现的时侯没有出现。这样,就给了中共业已瘫痪的政权死灰复然的机会。
问题就在这里,八九民运时,在六四开枪镇压之前,北京市内,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机关大都罢工、瘫痪了,民警也不愿再为共产党效劳了。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人民日报社、解放军三大总部、高级党校的干部群众,通通上街游行,要求变革。警察都不听话了,这是邓小平调兵勤王的重要原因。可是,旧政权瘫痪了,老百姓拥护什么政权呢?党政干部拥护什么政权呢?军队、警察服从什么政权呢?这个真空,一定要及时填补。没有新的填补,瘫痪的,就会寻机而起。没有新的政权填补,就不能给群众一个希望,一个可以围绕的中心。
三,反对运动需要一个凝聚点,需要明确拥护什么
民主运动、或称反对运动,除了需要知道反对什么之外,更需要明确拥护什么——想要的是什么。拥护什么的问题没解决,就没有一个凝聚点,力量就不可能聚合起来。没有一个微小的尘粒为中心,水蒸汽就不可能凝聚成一片雪花。没有一个核心,雪团就不会滚大。核心不牢,雪球滚大了,也会散掉。
民主运动要解决凝聚力的问题,至少应包括以下几项内容:共同的信仰;共同拥护什么样的政治主张;共同拥护什么样的政治力量;共同拥护什么样的政治领袖。有时,还需要一个具体的、有拥护价值的“象征”。象共产党打天下的时侯,延安就成了左派青年心目中的“图腾”,拥护、向往的象征,成了一个凝聚点。
共同拥护的政治主张、政治力量、政治领袖,这次南斯拉夫革命全都具备。尽管这样,在行动中,一个具体的“象征”还是需要的。我们看到,国会大厦,就成了这一象征。国会,象征着最高权力,因而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和凝聚力。我观察到,当民主派爬上国会大厦,摇动国旗的时候,群众立即狂欢起来,群众从四面八方拥向国会。国会大厦,不但成了夺权成功的标志,成了凝聚点,也一下成了革命群众誓死保卫的对象。
中国民运拥护什么的问题,没有很明确的解决。这是需要大家注意的。拥护什么的问题不解决,老百姓就不知改支持什么,改投奔谁,运动就不会滚大。
八九民运时,天安门广场成了一个象征,一个中心。但它缺乏权力上的象征意义,充其量,当时只是一个“良心”的象征。假如群众攻占了人民大会堂,象征意义和凝聚力就会大上十倍、百倍。因为,它代表着国家的权力回到人民手中。如果成立临时政府、并加上及时而正确的政策宣示,不但对老百姓,就是对军政人员,都会形成巨大的吸引和凝聚力量。
四,夺权——公民的天赋人权
推翻一个暴虐的政权,更替一个不喜欢的政权,或者说,从专制统治者手中夺取政权,这是公民的天赋人权,与生俱来,不可剥夺。有人一听到推翻政府,一听到夺权,脸色就吓得发青。其实,夺权这件事,没什么了不起,应以平常心对待之。我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写过很多文章,做过多次演讲。
这里,趁着南斯拉夫独裁政权的垮台和民主派的夺权成功,我再把有关要点重复一下。关于革命与夺权,我们至少需要明确以下问题:
1,政府是什么?一定需要政府吗?
2,政府是怎么来的?谁建的?
3,政府的作用是什么?为谁而建?
4,政府是谁运作的,什么人有资格运作?
5,政府不称职、甚至压迫人民怎么办?可不可以和平地更换政府?
6,压迫人民的政府拒绝和平地放权怎么办?
7,人民可以进行改良吗?
8,放弃革命和夺权的权利,等于什么?
9,中共错失并封杀改良的机会
10,革命就是节日
11,该出手时未出手——八九民运最惨痛的教训
让我们简单地回答这些问题。
1,政府是什么?不要政府行吗?
是的,很多人不喜欢政府。因此,无政府主义者主张不要政府。完全不要政府行吗?看来不行。比如,发了洪水怎么办?一家一户没有力量治理洪水,必须联合起来,才能治洪。这样,问题就出来了:谁来协调大家?谁来决定治理洪水的方案?治洪需要资金,谁来出这个钱?如何管理这笔钱?等等,一大串问题。因此,大家要共同出钱,这就要交税。管这笔钱,需要财政部门。协调集体力量,需要一个头,一个指挥。这样,必然就会产生政府。处理垃圾问题也是如此。大家都倒垃圾,没有人清理不行。大家必须找一个人、或一批人来专门处理垃圾,这就衍生出来与抗洪一样的问题:政府是必要的,它是处理抗洪、清除垃圾这类“公共利益”所必需的,也是维护社会秩序所必须的。由于政府常常做事做得不好,甚至有了权力以后可能会烂用权力,但是,人们又不能缺少它,因此,民主社会常称政府为“必要的恶魔”。
2,政府是谁建立的?来自谁?上面的例子也说明:政府是人民创建的,它来自人民。
3,政府的目的何在?政府的目的是处理“公共利益”之事,是造福人民,为民服务。现在,连最专制的独裁者,都在口头上承认,政府来自人民,要为人民服务。只是,他们说一套,做一套。
4,政府由谁运作呢?谁有资格来运作呢?是人们挑选的有能力的人来运作,这就产生了选举。如何人民没有推举你、没有委托你来管理政府,这个政府就没有资格管理“公共利益”的事。政治学上说,统治者只有在征得被统治者的同意之后,才能行使统治的权力。
5,政府不称职怎么办?甚至,政府压迫人怎么办?答案很简单:让它下去,换一个称职的,换一个不压迫老百姓的。可不可以用和平的、合法的方式更换政府?可以。现在,美国正面临总统大选。共和党的小布什和民主党的高尔,都站了出来,让公民们挑选。如果人民厌倦了民主党的执政,就会把它赶下台,把共和党政府请上来。如果老百姓还喜欢民主党,就会叫小布什走开,继续留着高尔,让他来组织民主党政府。所谓民主选举,说白了,就是老百姓用合法、和平的方式更换政府、换上一个新政府。也就是说,民主制度把更换政府合法化了、和平化了、程序化了。
6,压迫人民的政府拒绝和平地交出权力,拒绝和平地更换政府怎么办?人民可以革命,用强迫行的手段叫它走人。因此,美国独立宣言说,人人生而平等,人民有权推翻一个暴虐的政府,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林肯总统一上台就说,如果它领导的政府是压迫人民的,人民有权起来革命,推倒这个政府。中国文化中,也有人民革命的权力。孟子在论及汤武革命时,就说,人民造反株杀暴虐的纣王,不算“弑君”,乃是除去一个独夫民贼而已。
因此,推翻政府、更换政府,是公民的天赋人权。革命,是公民的天赋人权,从专制者手中夺取政权,是公民的天赋人权。
7,改良是执政者才能做的,而革命却是平民的武器
一提到革命就脸色发青而高喊“告别革命”的书生们,总是提倡改良,不知写了多少文章诅咒革命、赞扬改良。我不是反对改良,也很希望改良。可是,我要问问那些诅咒革命、将改良绝对化的书生们:你们怎么改良?你们能进行什么改良?你怎样将专制制度改成民主制度?你们手中没有权,能改什么良?这是平民改良派的一个死结。改良是好,很好啊,我很赞成改良,但不要忘记,只有手中有权的当权者,才能进行改良,才能改革。极权专制社会里的所谓改良和改革,说来再简单也不过了-----就是专政者主动放权,主动还政于民,这是改良的实质。比如经济改革,就是共产党放松了一点经济控制权,给了老百姓一点发展私有经济的权力。我们平民百姓怎么改良?怎么改革?我们本来就没权,我们没有使用权力来进行改良的能力!充其量,我们只能呼吁改良,呼吁谁?呼吁执政者,呼吁有权的人,呼吁他们放权,劝说他们放权,劝说他们还政于民。再积极一点,就是抗争,向专制者争权、要权。
问题出来了:专制者不听呼吁怎么办?不听劝怎么?专制者不改良怎么办?专制者不放权怎么办?傻等?常跪不起而祈求专制者开恩?它不开恩又怎么办?你祈求它都抓你、杀你,怎么办?到此,诅咒革命而将改良绝对化的书生们,进入了死胡同。
我这个革命派,正确的称呼应当叫两手策略派。我呼吁改良,但不拘泥于改良。我希望专制者改良,但不奢望专制者改良。如果专制者不改,就行使革命的权利。此外,别无它择。
应当这么说,老百姓实际能“主动操作”的,不是改良,而是革命。改良是有权者能主动做的,革命是无权者能主动做的。革命,我们能主动操作的很多,鼓动革命舆论,发展革命组织,渗透党政军各界,发动群众示威,策动军队倒戈,等等,都是。有人最近总问我:“老王,你近来在干什么?”我可以坦率告诉大家,我在策划革命,具体地策划中国的民主革命,而且已有成效。
但是,有一条要讲清楚:准备革命,不一定实行革命,可以引而不发,以此逼迫执政者改良,专制者改良了,也可放弃革命的进行,但,永远不放弃革命的权利。革命,应当是一把永远悬在专制者头上的利剑,它改,就不砍下去;不改,则毫不犹豫,必砍无疑,是专制者迫使我们不得不行使革命的权利。
8,放弃革命的权利,等于放弃了一切
不错,我们应当争取的公民权利、公民自由有很多很多——言论的自由、结社的自由、游行示威的权利、练功的权利、私有财产保障的权利、免于恐惧的权利……,可列出一百条,两百条。
对诅咒革命、将改良绝对化的书生们来说,又一个死结的问题产生了:你争取这些权利,很对。但是,独裁者不给,怎么办?
这时,只有一个权利可以行使,那就是争取权利的权利。争取权利的权利,就是革命的权利。放弃了这个权利,等于放弃了一切权利,因为,你放弃了争取权利的权利,就等于给自己脸上贴上了一个标语:当那些普通的公民权利——如言论自由的权利——争取不到的时候,只有坐以待毙。独裁者看到这个标语,还愿意放权吗?
回到南斯拉夫革命的例子。米洛舍维奇不承认选举失败,假如南斯拉夫人民不发动革命推翻它,而是“和平、理性、非暴力”地等待第二轮投票;第二轮投票又被米氏做了票,还是“和平、理性、非暴力”,顶多来个“静坐示威”,他会怕你的示威?他会可怜你?恩赐你?别说米氏不会理会你的和平示威,连军中、警察中的民主派可能都不会看上软骨病患者。正是果断的革命措施——攻占议会大厦,才最终迫使米氏投降缴械。七,学运——工运与农运——兵运
我在八九民运失败后,曾在香港《争鸣》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学运——工运——兵运”,指出:这是推翻专制制度的革命必经之路,除非专制者主动改革和放权。现在,应当加上农运,而且,还应当强调一下农运。因为,中国农村近几年的农民暴动,规模越来越大,几千几万人的造反,已是司空见贯,这是农村矛盾激化的结果。我们民主革命派应当特别注意。
这次南斯拉夫革命,又一次证明了我的这个模式的基本正确性。南斯拉夫的革命,起于学生的罢课和工人的罢工。在攻占国会的同时,我在电视画面上,看到他们使劲地在做武装警察的工作——底下策反的工作可能更多。结果,首都警察倒戈,军队宣布中立,到此,米氏彻底没戏了。
军运,是必不可少的。军队起义固然是好的,但只要做好工作、使武装力量保持中立,人民革命就会成功。八,革命不是鼓吹出来的,是社会矛盾决定的
一九九八年初,我闯关回国。不巧被捕后,中共官方查出了我带进国内的传单。他们惊讶地说:“你在国内散发这个东西,老百姓看了,那还了得?会煽起革命和动乱的。”我对曰:“如果几张传单就能煽动起革命,说明这个政府毫无存在的价值。在美国,有好几个共产党,成天宣传革命,推翻美国政府和资本主义制度,人们把他们看成半疯。”的确,革命不是鼓吹出来的,没有革命的客观条件,怎么鼓吹革命,也是白费。就象一捆湿木材,怎么点,也烧不起来。反之,一片干柴,一个火星就可成燎原之势。在革命条件已经形成的地方,你再跺着脚地阻止革命,也是没用,革命该来就来。为什么?革命不主要是取决于人的主观意志,而主要取决于客观条件,就象那位南斯拉夫革命者十多年前所预言的,南斯拉夫会发生解体,这是由其内在的矛盾决定的。中国现在有没有发生革命的条件?当然有,而且革命的条件逐步成熟。
有人问,经济改革后,人马生活不是提高许多么,怎么还会爆发革命?让我们简单举一下俄国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例子。在两次革命前,俄国沙皇进行了经济改革,与中共的当今改革比,可说是成功百倍。经过改革,俄国成了世界第一大农业出口国,从工业产值讲,俄国也成了世界强国。这种表面上的经济成就和百姓的生活改善,使原来改革前鼓吹革命的知识分子纷纷转变了方向。他们甚至办了一本杂志“路标”,开宗明义地说,形势一片大好,路标应当转向,他们要“告别革命”,他们号召知识分子应当与沙皇政府合作。论点与现在一批主张“告别革命”的中国书生们尤出一辙。他们谁也没有料到,甚至连仍然坚持革命的列宁也没有估计到,二月革命竟然突然爆发,而且迫使沙皇政权在半个月内土崩瓦解。革命的直接触发非常简单:由于运输上出了点差错,彼德格勒市场一天早上缺少了面包供应。人们不满,开始鼓噪,上街闹事。事件越演越烈,沙皇派其禁卫军前往平息事件。但是,禁卫军到了彼德格勒,被群众包围,他们听了老百姓的诉说,觉得有理,不但没有镇压,而且宣布与人民站在一起。形势急转直下,半个月内,俄国其它地区纷纷背叛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那些诅咒革命、要“告别革命”的知识分子们惊呆了,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改革这么成功,却突然爆发了革命?他们进行了反思,发现:是人们的“清算心理”在起作用。什么是“清算心理”?它是怎么产生的?原来,俄国当时的经改,与中共今日的经改,有很多雷同之处。特权分子利用权力大发利市,老百姓心理很不平衡。尽管老百姓生活有了某种的改善,但人们有一种“清算心理”:他们要清算特权分子,要讨回公道。“清算心理”的产生是很自然的。不用提那些大批下岗的职工,就说说普通薪水阶层吧。改革前,我挣一百元,你特权分子挣二百元,是有差别,但尚可忍受;改革后,我挣的是多了一些,一月五百元,可你特权分子每月却可挣五十万元、五百万元,而且只是一个批文、一个签字,就财源广进。老百姓的心理怎么能够平衡?就是这种“清算心理”,或称“算总帐心理”,或者说是“讨回正义和公道”的心理,终于触发了革命。二月革命后的“清算”并不彻底,人们的失望又导致了第二次“清算行动”——十月革命。
仔细研究一下古今中外的历史,便可发现,革命往往不是在老百姓生活最苦的时候发生,而是在改革的带动下生活水准向上攀升、但出现分配严重不均、社会严重不公、人们的原先预期与社会现实形成落差的时候发生。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是也。而这,正是当今中国大陆的现状。
如今,中共特权横行,无官不贪,警匪一家,贫富悬殊,失业越来越多,民族矛盾激化,军队苛扣军饷,共干变成恶霸,内地与沿海形成巨大反差,公、检、法机关——这个原本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的机关竟然成了制造不公正的黑色交易所,这一切,导致了老百姓心理的极端的不平衡。社会缺乏正义,人民渴望公义与公理,一种“清算”运动,正在酝酿。一句话,中国正处在革命的前夜。
9,中共错失并封杀改良的机会
预防革命的最佳途径,就是成功的改良。不但经济要改,政治要改,意识形态也要改,要全方位的改。改革了,社会的压力就会减少,社会的矛盾就会消化,不会累积、激化到触发革命的地步。
中共曾有过几次绝佳的政治改革机会。一是七八、七九年西单民主墙时期,一是八九学运时期。可惜,这两次机会都被中共自己杀掉了。
现在,中共是否还可能进行政治改革呢?
做为一个和平主义者,我真希望中共能够良心发现,走上政治改革的道路。问题是,政治上中共怎么改?所谓政治改革,就是放权于民,就是三个开放:
一,开放选举,还选举权于人民;
二,开放言论,还言论自由于人民,允许人们自由办报、办电台、办杂志;
三,开放党禁,还结社权于人民,使反对党合法化。
形势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我敢保证,任何一个方面的开放,中共都会迅速失去政权,它会干吗?尤其应当指出,中共连南斯拉夫共产党还不如,目前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犯罪团伙。它十分恐惧,恐惧下了台后面临的清算。因此,中共已经走到即使想进行政改、都不敢政改的地步。何况,中共江泽民等最近还在信誓旦旦:绝不搞“资产阶级”议会那一套,绝不搞政治改革。中共已经把改革之途再次封死。
改改不行,唯有革命。社会的前进是阻挡不住的。
10,革命就是节日
雨果说,革命就是节日。当南斯拉夫革命派攻占了国会大厦和电视台的时候,我看到人民在大街上载歌载舞,象过节一样。我当时心想,中国早晚也会有那么一天。
习惯上,一提革命,人们就会想到血腥的共产革命。时代不同了,革命的形式也随时代发生了改变。不错,革命是自下而上发动群众、推翻专制的大规模运动,但它在现代化的条件下,却显得特别具有节日的欢快性。菲律宾是这样,印尼是这样,南斯拉夫也是这样。书生们,不要怕,革命不见得血腥,反之,跪着祈求专制者改良,反而会导致血腥的后果,六四镇压,就是明证。南斯拉夫革命死的人多,还是六四“改良”死的人多?印尼革命死的人多,还是六四“改良”死的人多?改良的损失一定会小?革命的损失一定会大?此论休矣。
还有什么“以暴易暴”论,这种因果绝对论,至今还在象金箍咒一样,箍在某些书生的头上,谈“暴”必痛。古有美国的暴力革命,今有罗马尼亚的武装起义,还有菲律宾的飞机轰炸总统府,哪个导致了专制?哪个验证了“以暴易暴”?印尼的革命,南斯拉夫的革命,都有少许暴力的场面,革命人民建立的,一定就是专制?此论也可见鬼去也。
还请记住:革命的手段不一定导致专制,同样,民主的手段也不一定导致民主。米洛舍维奇是怎样上台的?是选票。菲律宾的大独裁者马可士是怎样上台的?也是民主选举。更绝的是,世界上最恐怖的恶魔之一——希特勒,同样是民主选票把他送上了权力宝座。因此,迷信“一定要用民主的手段争取民主”的绝对因果论者,也要小心一点才是。
11,该出手时未出手——八九民运最惨痛的教训
我至今都在惊讶:谈到八九民运为什么失败时,一帮人整天在那里揪住鸡毛蒜皮的小事辩来辩去,什么不应当绝食,什么应当早点撤退广场,什么不应当矛头对准邓小平,等等等等;辩来辩去,好象都在为镇压者解套,好象成了镇压有理、绝食有错!荒唐啊,荒唐!可怜啊,可怜!
八九民运的真正教训是什么?是主流民运没有认识到“推翻政府乃天赋人权”,是主流民运没有认识到“夺权乃天赋人权”,是主流民运没有认识到“革命乃天赋人权”,是主流民运没有认识到“放弃了革命的权力就等于放弃了一切”。以至当革命的形势到来时,“该出手时未出手”,错失了良机。思想上没有推倒柏林墙,真正的柏林墙就不可能被推倒!一个六四后跑出来、在中共政府里面工作的干部对我亲口说,六四屠杀前,确有手握军权的军官——他的同学,找他商议兵变的可能,但他竟然劝阻了那两位军人。谈起此事,他至今捶胸顿足,后悔不已。
孙中山说,知难行易。认知了“推翻政府乃天赋人权”的道理,才能在行动上去推翻一个暴虐的政府。没有民主革命的理论,就没有民主革命的行动。祛除革命的恐惧比发动革命要困难千倍百倍。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治愈政治上的软骨病,就没有资格谈论中国的民主革命,更惶论领导中国的民主革命。
下一次民运高潮到来时,不失时机地指导群众发动革命,该出手时就出手,攻占政府机关,攻占电台、电视台,推倒中共贪污、腐败、残暴的专制,及时宣布地方或中央临时民主政权的建立,我想,这才是对六四在天之灵的真正告慰,才是对子孙万代负责的大德表现。
(2000107日)

论两手策略:和平演变还是革命?(7)

   
    王炳章http://wangbingzhang.us/article/article0003.htm
 
    你主张民主运动以什么样的手段达成目标?用和平演进呢?还是革命?
    答:这是令很多人困惑的问题。我的答案有两点。其一,我们希望以和平演进的手段达成中国民主化的目标,希望避免革命,尤其是避免流血。其二,最终专制社会以什么方式过度到民主社会,不取决于、或者说不主要取决于我们,而主要取决于执政者的态度,取决于执政者在人民的要求下采取什么样的回应。

    综观人类文明的发展史,社会的迈进可能沿着两个不同的轨迹进行。一个是演进,一个是革命。
    演进,指的是逐步改良,避免大规模的革命和流血冲突。
    突出的例子是英国。英国原来是一个国王专制的国家。在民主潮流的冲击下,王室做了让步,先把权力转移给了贵族。尔后,在人民的压力下,贵族又做了让步,被迫把权力完全转移给了平民(下院)。结果,大家皆大欢喜。王室保留了,贵族院(上院)也保留了。其间,虽然也有流血冲突,但毕竟没有发生法国那样急风暴雨式的大革命。
    法国进入民主时代,则经历了不同的模式。路易王朝在民主和社会改革大潮面前,不予让步,拼命抵挡,触发了攻占巴士底狱的大革命,路易十六被推上了断头台。
    近年,也有正反实例。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弹压民主运动,步上了路易十六的后尘。
    临近的匈牙利共产党,在民主潮流面前,顺乎潮流,进行民主改革。避免了革命的暴发。
    海峡的对岸台湾,蒋经国让步开放,实行了民主政治,开启了历史新的一页。
    不远的菲律宾,马可仕死不让步,被人民赶出岛外,客死异乡。
    这些例子说明,执政者对人民要求的回应,决定了社会变迁的模式。让步式的良性回应,建立了良性循环,社会沿着演进的轨迹前进。反之,执政者执迷不悟,对人民的要求恶性回应,严厉镇压,则导致恶性循环,早晚触发暴动,社会沿着革命的轨迹发展。
    美国前司法部长甘乃迪曾说,成功的改良,是防止革命的最佳途径。有句话说,革命往往是在革命家喝咖啡的时候暴发的。意思是讲,革命发生与否,并不主要取决于主观的人为策划,主要是看有没有发生革命的客观社会条件。而革命的条件,往往又是执政者倒行逆施创造出来的。
    历史告诉我们,演进性发展,对人民,对执政者本身,都有好处。从而,对整个民族带来福祉。革命性发展,执政者的下场可能会极为悲惨。
    值得提出的是,现在,有个别知识分子提出,要“告别革命”,要当一名“改良派”。这种宣称,有着逻辑上的混乱。因为,要推动社会的进步,一般有两条路可走:“改良”或者“革命”。当政者可做的,是“改良”,老百姓可做的,是“革命”。“改良”不是知识分子所能办到的,只有掌权者,才能行使改良。政治改革,说穿了,就是执政者将剥夺公民的权利放还给人民:如办报纸、办刊物的权利,选举的权利,结社组党的权利等。普通知识分子手中无权,怎么“放权”给人民?怎么实施改革方案?顶多可以做“改良”的呼吁者而已。
    反之,“革命”确是老百姓可以做的,确切一点说,是公民的一种天赋人权。当执政者不进行“改革”时,剩下唯一推动社会前进的途径,就是人民的革命。我们希望社会以演进的轨迹迈向民主,但希望是一回事,执政者如何回应、能否放权、能否顺应历史潮流进行“改良”又是另一回事。
    做为民运的指导者,要做好两手准备。既呼吁“改革”、推动演进,但也不能放弃革命、更不能反对革命。当革命大潮来临时,要敢于迎接革命,并将革命引向正确的轨道。

2012年2月28日星期二

Q群反共党争民主群员妙语摘录


从历史演变来看,主权不是主题,主题是皇权与民权之争,就连毛共也知道,主题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主要斗争,到了现代社会,皇权没落,只有人权才是人类历史的永恒主题。那些喜欢把祖国比喻成母亲的脑残:如果你把祖国看成动态的话,你已经有多少个妈了?你那些丢掉的妈,被中共操弄的妈,你丫却找不回来,岂不是不仁不义不忠不孝之畜生?如果你把祖国看成静态的话,那么你这妈被多少流氓、地痞上过?且她还在被强暴着,而你却无动于衷!畜生!

香港立法会议员黃毓民:“是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造成香港回归十多年,人心都沒回归....現在排队移民最多的就是中国人,所有的高官都將他们的子弟派到海外去读书,你自己尚且对这个国家都离心离德,你怎麼要求香港人对你有向心力!

在我心中国家就是国家,跟政府没有关系。爱国就是要保护这个国家,让它不要受到政府的迫害,因为很多时候国家跟政府往往是对立的。

没选票,没土地,没政治权力的一群人,聚在一起高谈民主的坏处。我仿佛看到,一群太监在说性生活多伤身体,幸亏咱们阉了;好像一群乞丐在说钱是多么肮脏的东西,不如咱要饭干净。

若一个男人,满嘴我爱你,可是一说结婚就闪躲,还老你要钱花,只能说明他根本没打算要你,多操你一天是一天,真要怀孕了立马消失。若一个政府,天天高喊反腐败爱人民,可一提到阳光法案行政透明就闪躲,加税涨价倒是雷厉风行,只能说明它就是想玩你们,多操一天是一天!

宋朝的GDP达到全球的51%,如果全世界有100元,其中51元在中国。晚晴和民国时期,中国GDP仍然保持全球的20%,而今天占全球20%的人只创造了占全球4%的GDP!

唐、元朝的疆域面积达到两千多万平方公里,今天只有960万平方公里。 前朝科技领先世界,出了四大发明,出了孔子老子苏东坡曹雪芹,出了许许多多诗人和无数的诗词。

清朝以前政权建制只下到县级今天的政权统治下到村级,无处不在。前朝社会官民比例1比6000,今天的官民比例1比28;

前朝社会没有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却把粮食运出国打肿脸充胖子。

民国时期有游行示威罢工自由,有言论自由,那时全国有几百家私人报社,今天一家私人报社都没有。民国时期曾经选举过总统,今天连乡村长的选举都难。

当年的清朝政府到了不可收拾的时候想君主立宪,现在叙利亚到了不可收拾的时候想到公投修宪实行多党制,怎么都一个德性!几千人怎么能代表全叙利亚几千万人民,什么公投?不清算杀人政权?

中华正义自救联军成员流星的人权活动事迹




    按语:本文是作者申请加入中华正义自救联军时的政审资料,经一段时期的核查后,总部正式批准其预备成员资格,同时将其事迹予以公之于众。由于自去年底以来,贵阳共匪实施24小时巡查,并加强了警戒,致使匪患加剧,民运形势趋紧,按规定隐去了活动成员们的真实身份,请予谅解。
      
    中华正义自救联军成员流星的人权活动事迹 


    作者:流星
 
    在中共政权野蛮统治下,贫穷的贵州成了人权的重灾区,中共用最粗野的方式,暴力解决问题,对人民生命的漠视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民众对共党暴政统治的愤怒,也到了忍无可忍的临界状态,官民矛盾越来越大,冲突越来越频繁,而且对抗愈演愈烈。
    面对贵州时局的日益动荡和各地社会的广泛抗争,如何将维权之势凝聚成民主洪流,早日将西南民主事业推向成功,唤醒更多的民众起来抗争,宣传人权理念,就成了我们民运人士的主要职责之一。
    2010年,我曾与贵阳一些民主同仁搞过“民主橱窗”,但遭到中共政权的严酷打压。2011年初“茉莉花”行动以后,贵州警察更加严厉打压本省维权人士,“民主橱窗”活动也被迫中断。但我们不会放弃,准备将此项活动继续开展下去。因为广大民众对这项活动反响非常强烈,他们常常如期前来观看,并热烈议论宣传内容,老百姓只关注权益,不会翻墙,也不知道各地民权斗争情况,举办现场图文展示活动,很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并激发民众的维权意识和自救抗争。
    2011年8月20-21日(周六和周日),我们按计划在贵阳市民权广场、公园举办为期两天的“民主橱窗”活动,向民众宣传人权知识。
    为成功举办这次活动,我们把从网络上下载的一些相关人权资料和抗争事件整理出来,并加以制作,比如有关突尼斯、埃及的“绝对震撼图辑:《今日埃及》、 《王者归来》、《埃及军队拒绝学‘六四’》、《北京害怕人民思变》、《埃及军队不干涉示威,民众诉求国际支持》、《埃及民主革命经验,启示中国民主力量》、《中国人怎样看待北非和中东的民主革命》、《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延烧阿拉伯世界》、《突尼斯巨变,拥抱普世价值》等新闻。为防止警察的干扰、破坏和迫害,我们力求简单适宜,能拆能上,还预备了安全应因措施。
    2011年8月20日上午8点多,“民主橱窗”活动如期开始,我们在贵阳民权广场和公园挂起大型横幅“我会用生命去捍卫《世界人权宣言》”,几小时后警察便至,收走我们宣传资料,扯下了“我会用生命去捍卫《世界人权宣言》”横幅。这次宣传活动虽遭贵阳警狗破坏,但收到了鼓舞民众士气的效果,活动后,有不少人纷纷找到我们,表示会以团结行动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权益。
    人权之火不灭,民间声浪汹涌,正义不会屈服,贵州盼望天亮!我们还将会以各种形式开展这项活动,同时我们也在积极参与推动贵州各地的民间维权斗争,用行动感召民众。我们坚信:只要真心捍卫民众的合法权益,让饱受欺凌的穷苦百姓感觉到民运志士们始终坚定地和他们站在一起,互相依靠,互为支撑,才会鼓舞人们广泛参与,才能激发更多民众奋起自救的坚强决心。

2012年2月27日星期一

王炳章弃医救华宣言:为了祖国的春天(6)

  
王炳章(注:自此炳章先生成了继中山先生之后另一个弃医救国的民主革命家)
   http://wangbingzhang.us/about/article0003.htm
 
   当年谪医通天河,晒经石旁诵《离》歌。如今偿愿闯西域,自古难阻向东波。拿个博士区区志,卧薪三载为报国。蛟龙归海腾巨浪,莫丧经书剩传说。

       这是1982年6月,题在我博士论文扉页的序言诗。这首小诗,就是我决意放弃医学生涯,从事民主运动的宣言。它总结了我前一段的人生历程,表达了立志报国的意愿,也隐晦阐明了“弃医从运”决定产生的背景、动机及过程。

    我是一名中国医生,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在校时参加文革,当过红卫兵头头,后觉上当而隐退。毕业后,以“老九”放逐于青藏高原。在通天河畔,唐僧当年西天取经的晒经石旁,慕玄奘出国学经之胆略,抒屈原《离骚》忧国之情怀。后调回内地,苦修医术,梦想以医报国。1978年,我考取第一批公费留学。1979年上半年,出国集训期间,西单民主墙运动蓬勃兴起,给祖国带来了初春气息。当时,我是运动的参加者。然而,魏京生的突然被捕,震撼了我们的心灵,使我陷于深沉的思考之中。出国前,父老乡亲千叮万嘱,让我牢记“黄河九曲,终向东流。”志同道合的朋友们,语重心长地嘱托:“在国内,你已在医务界崭露头角。今天,你飞出了牢笼,你的抱负不应再受到这点名誉的束缚。在民族需要时,你应成为一个医学挽留不住的人。”

    我背负着这些寄托,于1979年10月,留学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及蒙特利尔临床医学研究所。1980年元月注册为研究生,1982年9月,获得麦吉尔大学医学院实验医学优秀哲学博士学位。

    毕业了,面临着前途的抉择。一些“好心人”叫我衣锦还乡,甚至对我封官许愿。也有热心的朋友劝我留居北美,安居乐业,甚至愿作具体安排。可是,这些朋友,怎能理解我的用心良苦呢?对我来说,拿个博士,仅为区区小志,卧薪三载,志在报国报民。近三年来,身在异国他乡,心怀神州故园。站在圣•劳伦斯河边,望着东去的流水,就想起父老亲朋的嘱托。博士课程的繁忙,未挤掉我对民运问题的研究;医学实验的兴趣,未减少我对祖国形势的关注。出国后不久,即传来对魏京生的审判;去年底,又惊闻王希哲被捕。觉醒一代的责任感告诉我,“医学挽留不住”我的时候来到了。在考取留学那一天就开始运筹的报国大略,终于随着博士论文的完稿而渐趋成熟。在论文序言诗中,我以蛟龙东归、志在除旧布新而翻江倒海的气魄为勉励;以唐僧返里,忘记恩人嘱托而丧失经书的传说为借鉴。我,绝不可忘记大家的叮嘱,毅然作出决定:放弃医学生涯,献身民主运动。

    当初,从事医道,乃为父母推动下的个人所好。而今,成为一个民主运动的活动家,是新兴的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需要。从此,我将放下我心爱的临床家的听诊器,带上社会观察家的听诊器,去诊断中国社会的恶患痼疾;我将放下我心爱的外科医师的手术刀,操起社会改革者的手术刀,去割除危害中国社会的脓疮毒瘤。这,是一条荆棘漫布的艰苦之路,但是一条光明的路,希望的路。

    为表达自己对中国当代民运先驱者的敬仰,决定今后起用王惊蛰的笔名。惊,魏京生京字谐音;蛰,王希哲哲字谐音(注:遗憾的是王现在自我堕落了)。我愿化惊蛰之雷,劈碎专制制度,开创民主自由。惊蛰之后,就是春分了,祖国的春天一定是美丽的。
    我对治病救人,施行人道的医学仍有无限的依恋。待祖国满园春色之时,请允许我重返医坛。
 
   王炳章 1982年11月于北美
 
   原载《中国之春》创刊号第30至32页,胶印手稿(王炳章网站编辑忠孝录入。如有差错,请朋友们指出。转贴时,务请注明来源。)

王炳章博士身体状况极差且有生命危险(5)

   
   ——黄花岗杂志社http://wangbingzhang.us/main/index.htm
    2004年6月29日
   
    黄花岗杂志呼吁世人关注营救并强烈要求中共立即开释王炳章博士自2002年6月27日被“匪徒”绑架以来,失去人身自由已达两年之久。

    2003年2月,王炳章博士被中共法庭以莫须有的罪名草率判处无期徒刑并服刑至今。
    今年一月中旬以来,由于狱方的非人道待遇,王炳章博士决定以绝食抗争。为了压服王炳章博士和掩盖中共当局的罪行,当局切断了王炳章博士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达五个多月之久,甚至剥夺了家人每个月的二十分钟探访机会。
    今天,在经历了如此漫长的等待之后,王炳章博士的小妹妹王梅女士,终于获准探视王炳章博士。但这次探视给所有关注王炳章博士境遇的人们,带来的却是令人震惊和心碎的消息——王炳章博士目前身体状况极差且有生命危险!
    王梅女士和王炳章博士家人的通讯指出:
    一、王炳章博士于1月24日昏迷,随后发生严重中风,并为此住院长达一个多月。而中共当局则一直掩盖实情,每当家人问及王炳章博士的情况时,都用情况很好进行欺瞒。
    二、目前,王炳章博士依然未能完全康复。他行动迟缓且协调性甚差,并且看上去非常虚弱。
    三、王炳章博士亦向王梅女士自述患有很严重的静脉炎。他担心血栓可随时形成并再次导致中风。此外,他现今感到肝区疼痛,并担心他二十年前曾患的乙型肝炎可能复发。王炳章博士告诉王梅女士,作为一位医生,他知道自己现有生命危险。
    四、时至今日,王炳章博士依然被单独关押在不见天日、与世隔绝的小号中。
 
    黄花岗杂志强烈谴责中共当局关押、迫害王炳章博士和其他政治犯的野蛮行径;正告中共当局及其帮凶和走狗必须尊重全体中国人的基本权利,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并且呼吁一切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人们,关注王炳章博士的境况,为营救王炳章博士奔走呼号。有关王炳章博士的更多消息、著作、捐助信息请见‘王炳章博士网站’。

王炳章诱捕案阶段调查报告(4)

    
   首页>>支持民运>>http://www.tianhuaculture.net/gb/zhichiminyun1_43.html
   中国日报2005年1月18日美西焦点栏目报讯
   
    旅美的中国大陆民运领袖炳章被中共抓补,并被判无期徒刑已经快3年了。就在世界各地的民运人士仍在组织营救和声援时,南加州的相关人士则抖露出「王炳章事件」背后的诱捕行动,期望引起民运界的警惕和思索。

    中国反政治迫害同盟秘书长周勇军17日在洛杉矶发布了他对「王炳章事件」的最新调查报告,并认为3年前盛传王炳章在越南被绑架其实是中共策划的诱捕行动,以及掩人耳目的伎俩。和王炳章同时被捕的张琦﹑岳武二人,后来居然都能安全的往返法国和美国,并对事件经过陈述相左,使周勇军认定王炳章的「未婚妻」张琦就是「王炳章诱捕案」的主要嫌疑人。
    周勇军表示经过这2年来到越南﹑中国﹑泰国﹑东南亚各地的实地调查,收集了不少和「王炳章诱捕案」的相关证据,并逐步推翻「王炳章事件」中「在越南被绑架,然后被中国警方解救」的故事。而中共实施的是诱捕计划,并通过王炳章的亲信将他拿获并解押到北京。
    周勇军还指出,作为民运领袖的王炳章在当年失权﹑失势之后,就在1998年建立了中国正义党,并开始到中国内地发动民主运动,实现其新的民运计划。在2002年6月失踪并被中共逮捕宣判之后其前妻﹑女儿﹑姐姐以及美国的民运人士都在积极奔走营救他,但是该事件的经过和实质却一直未明朗,使得声援行动未获成果。
    「王炳章诱捕案」调查委员会的刘因全支持周勇军能有勇气调查「王炳章诱捕案」,是民运人士中极其难得的。在美国的中国民运人士一般都很难合作,而且都硬称面子,不期望得罪朋友。周勇军报道的追踪调查,以及2004年﹑2005年两次发布最新阶段调查报告,应该使更多民运人士能重新看待「王炳章事件」,从而能更有效地运用各种力量来最终营救王炳章。
   

后记——


中共一贯用流氓手段罗织罪名,迫害民主斗士,王炳章事件非出偶然。


    2010年1月,王炳章事件调查人周勇军先生,也被中共海内外特务以类似的手法,合伙在香港透捕,并安插“金融诈骗罪” 判处了9年监禁。香港完全沦陷在了中共铁蹄之下……

2011年3月2日,中共将流氓手段也用在了中华民主正义党主席王一鸣身上,义乌共狗工商局一行五人(四男一女),竟以邮递员的身份骗我开门,闯进门后,他们给我安插的罪名是:没经工商局批准,在阿里巴巴网站使用公司称呼,违反公司法,威胁要处以20万以下的罚款,并要求我跟他们到局里接受调查。

    党主席王一鸣愤然反击:“我是诚信通审核通过的会员,有什么问题去找马云的公司,不要来烦我!”狗工商局竟说:“阿里巴巴公司太大,我们管不着,只能找你。”
    王一鸣大怒,手指向他们,斥其非法侵入民宅,不到你局做什么鸟调查!并要这伙鸟人“滚”了出去,他们灰溜溜走了。2011年3月,在国保特务的授意下,又到牢房去向我下什么“罚款通知书”,王一鸣看都没看,就当场扔了,并指责他们配合特务敲诈勒索,是不折不扣的犯罪行为!

2012年2月26日星期日

王炳章博士被中共绑架真相(3)




2000年,中国海外民主运动创始人、民主革命家王炳章博士策划、拟定了一个结束中共一党专政,完成祖国统一,“重建中华民国”的规划。

为完善这个规划的最后环节,王炳章于2002年6月启程到东南亚会见一些策应的国内朋友。与王炳章同行的,还有因六四流亡巴黎的中国工运活动家岳武,及王博士的未婚妻张琦小姐二人。但王炳章一行还没来得及见到国内朋友,就在越南境内遭到显然是中共特工化装的“土匪”的绑架。

2002年6月27日中午,王炳章一行在越南芒街市一家餐馆吃饭的时候,发现被一伙人盯上。王炳章等立即离开餐厅,回到他们住宿的酒店大堂办理退房手续,准备逃避危险。就在这时,大约十多名自称是越南“公安人员”的便衣围上来,要求王一行跟他们走。开始王炳章不从,并与这些人在大堂扭打起来。后来王炳章和岳武误判是越南政府发现他们从事政治活动,可能对他们进行一番警告,最严重的不过被驱逐,便放弃了反抗。

王炳章一行被这伙人押上一部白色的面包车。约20分钟后,面包车开到一条荒凉的河边,并强行把王炳章和岳武、张琦三人劫持到一条早就等候在那里的小船,渡河进入中国。

事后张琦回到美国提供证言说,“绑匪”中有两个人说中国话。王炳章一行刚被绑架进入到中国境内的时候,岳武注意到他们手中拿着王炳章的相片比照。其中一名“绑匪”显然为了透露自己的身份,把王炳章几年前一张穿黑色毛衣的照片炫耀给他们看,并且问张琦:“是不是他?是不是他?”。接着,中国境内又来了十几个人,为首的走近王炳章仔细辨认,他的身后一人手持录像机全程录像。为首的辨认清楚后,下令:“按规矩办。带走”。紧接着他们三人被蒙上眼睛,分别押上几辆带空调、听声音引擎相当高级的房车,带到一家叫作“广西金海岸大酒店”的旅馆。然后,三人被分开。

“绑匪”曾经向他们索要一千万美元的赎金和亲属的电话号码。尽管他们把亲属和一些朋友的电话告诉了这些“绑匪”,但是他们的亲属和朋友从来没有接到过任何勒索赎金的电话。

辗转六天,住宿了几家旅馆后,中共公安七月三日,据称接到“报案”以“解救”的方式,在广西省防城港市的一座破庙里拘捕了他们。那些所谓“绑匪”则遁去无踪,中共官方至今对他们没有任何交待。

秘密关押将近半年后,2002年12月,中国公安部发言人第一次公开承认逮捕了王炳章。这之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外则一直否认。

2003年2月,中国深圳中级法院非法判处王炳章无期徒刑。

中华民主革命领袖王炳章博士简介(2)


王炳章救援工作委员会
    王炳章,1947年12月30日生,中国河北省石家庄市人。毕业于北京医学院,曾当过八年的驻院医生,1979年出国留学。

王炳章是19797月中美建交后中国大陆派出的第一批公费留学生之一。一九八二年底王获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是中国第一批留学生中的第一个博士,中国大陆报纸和海外亲共报纸为此发表了专门的社论和文章,称赞他的学习成就。但王炳章选择了“反叛”,决定“弃医从运”,走上了艰辛的争取中国民主的道路。

为重新点燃被中共镇压不久的一九七九年中国民主墙时期的革命火炬,王炳章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底串联志同道合中国留学生在纽约召开记者会,宣布发起中国之春民主运动,促进中国大陆民主化进程,结束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同时宣布发行中国大陆留学生第一份民主刊物《中国之春》杂志。致力于打破中国共产党长达几十年的新闻封锁。他派员与中共大使馆和到台湾、香港接洽,要求注册发行《中国之春》杂志,台湾和香港接受了,但遭中共政府拒绝。王炳章第一个试图在海峡两岸三地同时注册发行大众媒介,他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新闻自由的巨大关注。

王炳章于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在纽约召开了“中国之春运动第一次世界代表大会”,在会上成立了“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中国民联),这是中国大陆民主运动在海外成立的第一个民运团体。王炳章被选为第一届主席,开创了中国海外民运的先河,从此中国人民在海外产生了第一个对中共政权的政治压力团体。

王炳章领导下的海外民运积极介入历年来中国大陆政治反对运动特别是八九年民运导火线的三十三人签名活动。“6.4”天安门事件发生前他勇敢地乘飞机“闯关”北京,被阻拦在东京,没有成功,但鼓舞了国内的学生运动。
一九九八年王炳章成功地回到中国大陆,走遍大江南北,进行秘密串连,推动筹组中国大陆第一个民主政党中国民主党的活动,在九八、九九两年里掀起大陆各省市轰轰烈烈的组党运动。26个省市纷纷成立民主党“筹委会”,致力于冲破中共党禁,开创中国多党政治局面。
中共对王炳章的革命活动极端恐惧和仇视,2002627日,王炳章在越南边界城市芒街与国内人士会见,被中共特务强行绑架回国。中共当局肇开了在境外绑架民运人士的“国家恐怖主义”先例,王炳章成为了第一个受害人。

20032月,在被绑架和秘密关押8个月之后,王炳章被中共法庭判决无期徒刑。消息公布后,引起了社会各界和国际舆论的公愤。王炳章是中国民主运动几十年历史中被判刑期最重的领袖,这也从侧面地反映了在中共眼中王炳章的份量。

我们呼吁全世界一切正义的人们,关注王炳章,营救王炳章。

附:维基百科王炳章专页

王炳章(1948年-),出生于中国河北省石家庄市基督教徒,美国永久居民,中国民主运动政治家,现在狱中。
幼年移居北京,在北京完成小学与中学教育。
1979年,他留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1982年,他获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医学院医学哲学博士学位。为中共建国后公费留学生在北美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一人。
1982年,王炳章创办海外民运刊物《中国之春》。1983年,他创建海外第一个民运组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担任第一、二届主席。1989年,他参与创建中国自由民主党,担任第二届主席。
1998年1月,他潜入中国大陆推动筹组民主活动,二周后被中共逮捕并驱逐出境。
1998年2月,他参与创建中国民主正义党,出任发言人和中国民主运动干部学校理事会顾问。1998年6月,他出任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备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顾问委员。2000年2月,他出任中国民主党海外总部顾问。
2002年6月,王炳章在中国和越南的边境附近被捕。2003年2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为台湾从事间谍活动和组织领导恐怖组织的罪名判处王炳章无期徒刑,他目前正在韶关北江监狱服刑。
2003年2月王炳章被判刑的同月,龙纬汶柳玉成伍国雄等人成立“各地营救王炳章大联盟”,争取王炳章尽快获释。

中华民主正义党强力支持全球营救王炳章的活动(图组1)




      中华民主正义党强力支持全球营救王炳章的活动(图组1)

 
    王炳章先生1947年出生,原籍河北石家庄,北京医大毕业生。他本是1979年中共公派海外的第一批留学生,本志从医;但与中山先生一样,他深感民医之大患,始于共暴之觞滥,遂毅然抛弃中共,弃医匡正,投身民主大业。自留学后期,他便创办和发行民主刊物《中国之春》,多方奔走呼号,筹组民主社团,终被海外民运公认为中华民运的领袖和一面大旗。
    炳章先生公然反叛、大义救国之举动,无疑让中共恼羞成怒。他成了中共暴政的眼中钉,也成了后来民运山头们的主攻目标,先后受到海外各种势力的排挤和打击,并如中山先生一样,他也被嘲讽成“王大炮”;虽屡遭孤立,王炳章先生仍极赋民主使命和革命精神,时常面对困局,深感时不待我。

    2002年6月,不忍面对中华民族惨遭共匪铁蹄残暴蹂躏的王炳章先生,终于孤军奋起,率队奔赴国内,准备武装实施针对共寇据点的斩首行动,然而英雄一去,竟不复回!身陷囹圄,惨遭迫害;吾辈每忆,泪似泾流……
    事发前,炳章先生一行先经泰国,不幸被驻泰中共地下买办套出行迹(本党得报),后转道越南时,诡异频现,接应变卦,不知不觉中落入共特早已预设的圈套。2002年6月27日中午,他们在中越边境小镇午餐时,被先遣的地下黑帮网住,加之身边卧底的配合,先生身份终于被认定,只身遭擒,旋即在酒店遭到诱骗和暴力绑架回国,随后喽罗们将其交给了等待已久的共特行动专案组。
    2003年2月,王炳章博士被中共匪帮以莫须有的间谍和恐怖罪名判处无期徒刑,国际舆论一片哗然,谴责四起,纷纷开展营救,时至今日,营救活动仍在进行之中……
    王炳章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更是中华民主正义党的行动楷模和英雄旗帜,本党本联军在国内网络反共文宣中,多次讴歌王炳章先生,希望以此激励更多的前赴后继地完成中山先生和炳章先生未竟之民主事业。但遗憾的是,不少觉醒的新人,竟不知道炳章先生和他的英雄事迹!
    我党遂感中共封锁之严,民间舆情之闭!今决定收集相关资料,分期连载传播王炳章先生之英雄事迹。以促国人及时认准中华民主正义的闪亮旗帜,逐步澄清反共民主革命的浑浊局面。
    现阶段,我中华正义自救联军成员的反共民主事迹,也在不断传来。借此契机,领袖与联军事迹交相辉映,自救成员相互激励,不断前进,并振奋民主革命之士气,同时也会壮大营救王炳章先生之声势。
    王炳章先生:中华民主事业需要你,反共民主联军更需要你!
    我们努力争取王炳章先生尽快获救!还望及时铲除内奸,重整民主革命队伍。
 
   中华民主正义党、中华正义自救联军总部:王一鸣
   2012.2.26
 
   附:反共民主革命领袖王炳章先生的十个第一
 
   摘自《回忆王炳章和<中国之春>/汪岷》并作了补充和修改 http://blog.boxun.com/hero/201202/beijingzhoumoshihui/15_3.shtml
   1、49年后第一个中国大陆留学生博士;
   2、第一个"反叛"的中国大陆公费留学生;
   3、第一份海外民运刊物"中国之春"的创办人;
   4、第一个海外民运政治团体"中国民联"的创办人;
   5、第一个89学运时期以身试法"闯关"大陆的海外民运领袖;
   6、第一个89后成功闯关,推動了中国大陆组党的民主党领袖;
   7、第一个喊出在大陆"重建中华"口号的民运领袖;
   8、第一个与国际秘密组织合作并组织暴动以武装推翻中共暴政的民主正义党行动领袖;
   9、第一个被中共从境外绑架回去的民主革命领袖;
   10、第一个被中共判决无期徒刑的民主革命领袖;
    “第一人”,往往是孤独的。越多的第一,则越多的孤独。今天,他正不为世人所理解,孤独而寂寞地坐在暗无天日的牢里,前面是无穷无尽的囚犯日子。但是,历史是会永远的记住这个拥有十个“第一”的王炳章博士的!
 
   中华民主正义党强力支持全球营救王炳章的活动(图组1)

2012年2月25日星期六

专制与革命无必然关系——观念决定命运

   
    有些人一边在从事民运,一边却在反对革命,中国民运就变得更艰难了。其一是本来中国百姓就是世界上奴性最稳定的群体,很温顺很怕官,他们也不敢去革人家的家,不到活不由人,死不由已的境地,也不会冒鱼死网破的革命风险。其二是好不容易发动了人民,人民要以我为主,命运就由不得你来控制;人民到了要革命的时候,这些人却反过来阻止,甚至不惜与朝廷一套统战,他们跟清末的康梁一样说道:“革命会带来暴政,造成另一种专制。”你如不信,他们言之凿凿:“中国五千年之改朝换代,哪一个不是从一姓专制走向他姓专制?”他们的立论特点跟蒋、毛思想套路一样,都是采用历史,齐刷刷地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向洋看,这就形成了中华民主之大难!


更恶毒的是,还有一些人权斗士竟然干起了离间民主与革命的勾当,他们发文说:有人躲在国内某个隐蔽的角落(中共国能隐蔽吗),在电脑上“煽动”他人革命送死,用别人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领子,为一己野心铺路;有人自己在海外很安全,却鼓动国内革命,我要跟他视频一下都不敢,很可笑。法轮网说:茉莉花革命是中共发起的一次诱捕行动,目的是一网打尽民主人士,那些“鼓吹”革命者很可能是中共的钓鱼特务,搞得胆小者都不敢动!更有余杰们还破口大骂杨佳为法西斯。

大家看看,他们用的是煽动”、“鼓吹”等词,还有我们熟悉的党语,跟中共攻击革命的套路一模一样,从文理来看,都是中共统战伎俩:以恐吓、污蔑、歪曲等佞词来扼杀民主革命。

为此本党发了不少文章一一反击,以正视听,鼓舞革命士气。比如《法轮功散布茉莉花集会为中共诱捕行动的信息意欲何为?》,少谣传邪共之红色恐怖,多学<让子弹飞>以弱胜强》,《中共不灭,淫祸更烈强奸狂中共必然会强暴改良派,软骨派、哭奶派、和邪派的亲人,《中国人,请你亮出剿匪战果,而不是炫耀坐牢受难!等等。

但是这些文章并没有警醒那些唱衰革命的家伙,他们依然我行我素,毒化民主革命。看来他们和霸天下的共匪一样,对革命怀着深深的恐惧,他们要的是民主人权,得的是精神分裂,病的不轻!

我们现在就看看,革命与专制究竟有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孙中山先生是革命先行者,他在当选临时大总统后,以天下为公,得到袁世凯的民主共和承诺之后,毅然放弃职位;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带领美国获得独立,也在任满二届之后宣布隐退;林肯总统在统一美国制度之后,也没专制,继续以竞选连任。但蒋、毛就远在这些人之后,而他俩刚取得主宰地位,就开始了专制独裁。

何也?因为他们的观念不同,蒋毛这两个没有民主价值观念的封建孽种,满脑子孔孟之道,毛贼言必用古典,案头放的全是帝王将相的24史;蒋匪还取名中正,竟说半部《论语》治天下,西方民主口号只是他们危急时的权谋戏法,任其如何高喊民主自由,实际上都是装潢门面,奔向独裁的花招,而一个为民主正义而战的总司令总统,即使情急之下采取集权手段,最终都为民主铺路。

有人会说,政治家的价值观念你能看得到吗?这就是你的能力问题了!你政党的洞察力,判断力如何?你能通过平时的言行及其思想著作发现问题吗?我们举例来说:尽管蒋毛两人声称自己奉行民主自由,毛却高举社会主义,蒋则高举三民主义,这主义实际上就是专制的代名词,两个主义你死我活,互不相让,必须只留一个主义,所以人民一旦选择站队,选择为主义而战,就埋下了先天性专制隐患,选择一个主义、一个党军之后,人民就把自己的命运给抵押掉了。

对此,中华民主正义党早在2007就指出:反对把主义与民主捆绑。遗憾的是多少年来,除胡适先生之外,并没有党派来揭穿这个花招。如果一个政党没有防止专制独裁的远见卓识,只一味地龟缩着反对革命,它显然就落后于时代,落后于人民,更不配作为政党,否则只能坑害人民。

区分革命与专制的方法很多。自由、人权、民主是普世价值,正义是核心理念,同时必须防止各党派变相贩卖各种主义之私货,法制是和平正义保障,公正选举让官员议员赶考,多权分立制衡执政当局,以上所有方法用尽之后仍无法回归正义,那么游行示威,暴力革命将是人民不得已之正义举动,罪恶暴政也将被革命荡涤而亡,任何反动幻想同时亦被粉碎,清算不可避免。

慈禧向十一国宣战,百姓反水后援联军(图组)



现今的中国人,一提起八国联军,无不咬牙切齿血脉贲张,这个贴子要告诉你的是,你这还不是爱国的表现,而是被洗脑的表现。真实的八国联军侵华,果真是历史书上那样吗?下面这些才是有图有真相。看了这些你就知道,党的教育不是要把你教成聪明人,而是要把你洗成一个可被它们随意支配的蠢材。

【图1】0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皇城,皇帝的子民们竞相扶逃命。当时的清兵和义和团兵不下20万,大清和八国联军比例约10:1。装备上清兵一样不缺,而八国联军的重武器还不如守城的清兵多。然而清兵逃了个精光!留下了穿布衣长衫的百姓,也留下了这张真实的民众竞相扶梯相助八国联军的照片。



    八国联军进攻天津时,守卫天津的直隶提督聂士成请求周边义和团支援,谁知义和团却见死不救,眼睁睁的看着清军与洋人血肉相搏,清军寡不敌众后撤时,率先撒丫子逃跑的恰是天津义和团。更可恶的是,天津义和团还趁清军力战不支时,从背后攻击清军!原因仅仅是为了报聂士成的“私仇”,哀哉,可怜数千清军,一面要抵御八国联军的洋枪洋炮,一面要防着义和团的大刀长矛。当天津保卫战打到最激烈的阶段,又快马飞报聂士成,说义和团抄了他的家,把聂士成老母亲在内的全家老少杀得一个不留,聂士成听了顿了一下,只平静的说了一声“好。”然后肃穆的整好衣冠,向对面的八国联军阵地发动了最后一次决死的进攻。最后,聂士成战至全身破碎,德军将他的尸体用毛毯军旗包裹好恭敬地交还给清军。聂士成尽了一个军人的天职。而今天的历史教科书,写满了“义和团英勇保卫天津”的传奇。

    聂士成始终认为义和团不可能“扶清灭洋”,救国于危。他曾亲自观看了义和团“刀枪不入”的表演,当场揭穿了农民们的把戏:先装枪弹,再装火药,发火之后,火药在前,只见烟火喷出,枪弹不是被火药推出的而是带出的,所以伤不了人。聂士成当场杀了那个搞骗术的农民。当清廷为了对抗洋人而宣布义和团为“义民”时,义和团向清廷提出的惟一条件是:杀聂士成。今天的人说起那段历史,仿佛中国人都痛不欲生,甚至匪夷所思,感觉突然从康乾盛世的神仙生活中掉到无比苦难的地狱了,中国人民也空前地爱国,空前地支持满清政府对外作战。事实并不是如此。别的不说,至少,在洋人与满清作战的时候,满清的老百姓,对于统治他们的满清,没有表现出什么热情。老百姓只是以一种局外人的身份,在看朝廷和外夷的战争。

    说到鸦片战争,教科书中总是说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三元里人民投入反抗侵略的战争。事实上,中国老百姓并没有组织反抗。英军登陆后,大多数时间内中国民众主动向其出售出售蔬菜、牲畜、粮食,英军舰队在珠江中和清军作战时,当地民众有如端午看赛龙舟时兴高采烈在远处观战。只是在三元里,人们听说英军强奸当地女人之后,三元里的百姓才投入战斗,但这与保卫满清国家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国舰队突破虎门要塞,沿珠江北上之时,江两岸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他们以冷漠的、十分平静的神情观看自己的朝廷与外夷的战事,好似在观看一场表演,当挂青龙黄旗的官船被击沉清军纷纷跳水,两岸居民竟然发出象看马戏看到精彩处的嘘嘘声。
尤其当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百姓、旗人等乘火打劫,皇家珍宝被洋人和当地百姓抢劫一空。百姓并没有对于皇家的财产产生什么爱戴之心,手下留情。对于洋人放火烧毁圆明园,老百姓也不会表现出什么愤怒。在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争夺江山的战争,什么时候何曾是杀人放火的勾当呢?把被征服者的宫殿一把火烧掉就是胜利的最好证明,中国历史就是在不断劳民伤财大兴土木建宫殿,不断地在战火纷纷中烧宫殿的轮回中循环的。英国首席代表额尔金以清政府“不讲道义,不顾国际法”,将捕获的英法“侨民”十八人虐待致死为口实,照会清政府:“圆明园者,英法侨民所受痛心疾首惨刑而死之地也。(英国)誓必毁为平地!”野蛮地命英军于10月18、19两日,将北京西北郊的五园(即圆明园、畅春园、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三山(万寿山、玉泉山、香山)等皇家园林焚为灰烬。

【图2】这是一张珍藏在美国国家博物馆(史密森尼博物院)的老照片,记载了八国联军1900年8月14日攻入北京城的历史瞬间。地点在广渠门一带,是北京外城城墙东侧的唯一一座城门,此地属于市郊。联军正在顺外城的下水道攻入城内,2个小时解决战斗——可以肯定,爬下水道绝对有人带路。让人惊讶的是,当他们爬上岸时,京城百姓居然齐齐站在河沿,作围观状。按照今天教科书上的解释,八国联军打进京城,应该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才是,京城百姓起码应该和慈禧太后一样四散逃亡躲避战火。然而我们从照片中,却没有看到百姓表现出害怕的样子,而是袖着手,抻着脖,平静地围观,摆出一副与己无关的看热闹神态。

    圆明园是皇家园林,为中国皇帝私有。额尔金想通过烧毁圆明园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应该为逮捕公使和虐待俘虏等暴行负责的是中国皇帝和他的走卒,而不是中国老百姓。报复行动的前几天,额尔金命令在北京全城张贴如下公告,宣示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目的:“任何人--哪怕地位再高--犯下欺诈和暴行以后,都不能逃脱责任和惩罚;圆明园将于(1860年10月)18日被烧毁,作为对中国皇帝背信弃义的惩罚;只有清帝国政府应该对此负责,与暴行无关的百姓不必担心受到伤害。”以前我真不明白英法联军在圆明园烧杀抢掠,而围观的老百姓脸上面无表情,根本看不到恨意。看看现在,全明白了,英法联军烧的那是我们想烧不能烧的;抢的那本来也是我们被抢走的;杀的原本就是我们都想杀但杀不掉的。我们何恨之有?
【图3】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天津,独轮车队为联军把粮草送进城。

老百姓的冷漠,今天的爱国者们或者会否认,或者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或者要痛斥他们是汉奸,觉悟不高。事实上,对于苦难深重的中国老百姓来说,他们在数千年中的宿命就是被一伙伙的强盗强行统治。任何一个朝代的统治者,对于百姓的关心程度并不会超过一个强盗对于自己保护对象的关心程度。地域辽阔的这个国家,是统治者的私产,人口众多的百姓,其也不过是给统治者生产财富的苦力,给统治者保卫江山的兵源。不管是哪个朝代,不管是哪些人当政,老百姓的这种宿命是无法改变的。作为蒙古征服者的元朝政府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但是出身于同样是老百姓,而且是汉族人的朱元璋也没有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处。至于后来的满清统治,是通过残酷屠杀和恐怖,强加在汉族人头上的外来统治者,异族征服者。执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政策,血洗扬州嘉定,将猪尾巴作为征服和忠诚的标志强加在中国人头顶的耻辱,在洋人到来的时候,中国人或许并没有完全忘记。
    与远方入侵的英人法人相比,高高在上进行高压统治的满清统治者又何偿有更大的合法性。所以,当鸦片战争打响的时候,老百姓冷漠地看满清和洋人开战,甚至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看昔日不可一世的凶残的满清征服者压迫者被更为厉害的洋人打的人仰马翻。这或许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呢。对于苦难深重的老百姓来说,既然被奴役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宿命,被洋人奴役,与被满人奴役,有什么不同呢?据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看清军失败的笑话时,英军统帅巴夏里目击此景,十分疑惑不解,问其买办何以至此,买办曰:“国不知有民,民就不知有国。”国家不过是统治者的私产,是人家的国家,朝廷从来不把老百姓当人看待,这样的国家,朝廷,官府,与老百姓何干呢?爱国爱官僚,凭什么?

【图4】当地民船组成的运输船队 通过白河往北京为八国联军运送物资


    1894年日军轻取东北重镇九连城,驻守此处的清军闻风而逃,九连城当地居民箪食壶浆迎迎接日本军队,纷纷拿鸡和猪献给日军,有人请求为日本军队效力。日本著名间谍学者、中国通宗方小太郎,拟制了一篇文采飞扬的告示《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说,「满清氏原塞外之一蛮族,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於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盖所谓人众胜天者矣。今也天定胜人之时且至焉。」号召中国人「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於境外,起真豪杰於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
日本人当然是包藏祸心,入侵中国并不是为中国人的解放。可是,这样的宣传非常有效,不少百姓真的是打着旗子欢迎日本人的。老百姓是受了别有用心的日本鬼子的欺骗蛊惑,可是这也说明当初的满清统治者是如何的不得人心。当统治者以国家为自家俬产,当统治者是强加在百姓头上的征服者压迫者的时候,作为被奴役对象的老百姓肯定不会热心替这样的国家或政府卖命。这个逻辑是最简单不过的。 
慈禧太后居然一口气向全世界十一个强国宣战,这摆明了是发神经,大臣们不反对慈禧太后发神经,但你发你的神经就算了,少把大家全都扯进来。遂有李鸿章密电各地督抚:
 【图5】八国联军时期西方的宣传漫画明信片。“中国龙闭关自守.招来八国联军,小本打先锋”。该明信片1900年在德国国内邮寄

    “千万秘密。廿三署文,勒限各使出京,至今无信,各国咸来问讯。以一敌众,理屈势穷。俄已据榆关,日本万余人已出广岛,英法德亦必发兵。瓦解即在目前,已无挽救之法。初十以后,朝政皆为拳匪把持,文告恐有非两宫所出者,将来必如咸丰十一年故事,乃能了事。今为疆臣计,各省集义团御侮,必同归于尽。欲全东南以保宗社,诸大帅须以权宜应之,以定各国之心,仍不背廿四旨,各督抚联络一气,以保疆土。乞裁示,速定办法。”
      李鸿章的意思是,这大清国算是完蛋了,大家就甭指望了,现在大家只能靠自己,要小心别沾上义和团,让他们将你们这些督抚卖给洋人,大家齐心协力,保住东南,算是给这个民族留下一点希望吧……于是各地督抚纷纷在由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元老级别的重臣们搞出来的“东南互保”协议上签字,表明当地不介入这场乱子,由着慈禧太后一个人陪着洋人们玩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