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发动戊戌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辛亥革命的大潮冲击之下，因只求保皇变法，二人遂成了反动的保皇派；袁世凯在逼迫大清宣统皇帝退位之后，也复辟了家天下帝制，他乐于群臣山呼万岁，跪拜效忠；民主共和领袖孙中山匆忙让权于袁世凯，但在袁刺死国会领袖宋教仁、开始专权之后，国民党和同盟会陷入了四分五裂的局面，力主再行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的孙中山势单力薄，情急之下重组新党，并要求党员向他本人宣誓效忠，其革命战友同盟会领袖黄兴因此与其决裂，再添重大损失，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再度流亡海外。
三次革命——蔡锷发起的讨袁护国战争，以袁世凯的死亡而告终，但北洋军阀政权均为满清旧臣，他们在轮流割据中大行忠字文化，封建忠毒继续肆虐。
四次革命——北伐战争，蒋介石统一了中华，他首创了党天下专制，强调一党一国一主义一领袖，要求全民忠于党国，忠于领袖。
五次革命——共产革命，毛泽东打败了蒋介石，建立了新党国，全民大跳忠字舞，神州再现万岁声。各地暴力机关的建筑物上，醒目地写着：“忠于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只有一个忠于，人民位置排在最后。这充分地证实了共党革命的唯一目标就是：党共产一切，整个民族都只臣服于共寇，比蒋党国更毒！
受国共党文化毒害80多年的中华民族，今天也涌现出更多的民主人士，但他们更多的是以民主的可行性重复康梁保皇改良的老路，加上党国理论的翻新，缺乏胆略被美化成了可行性，妥协性美化成了协调性，包容性吃定了卓越性。和平民主理性的思想，让这些人成了志愿为共寇擦屁股的减震器，客观上助长了共寇统治的稳定性。
任何一个民主政党，首要具备的是其理念的先进性，使命的坚定性，行动的先锋性，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这是各国民主变革成功之要素。
有人说民主力量之薄弱，主张清算会导致共寇疯狂反扑，追求时效会作茧自缚，欲速不达，迫使党纲要进行调整，应按共党划定的底线进行活动，但我们认为这无异于放弃民主政治，如同当今中共统战下的人大政协中的民主党派，只会成为共寇专政的臣仆；我们认为红色恐怖之下，路线可以调整，行动可以变更，方法可以多样，但目标使命不能妥协，因为目标使命里包含着对时间和效率的论证。
我们不可能因害怕变革的阵痛，转而为党天下的社会稳定而改良减震一百年。风险最小的行动是不断退让，得到的是忍受五千年延续的奴隶凌辱。然而蔡锷的护国军在四川弹尽粮绝之机并没有放弃讨袁革命，毛共在重重围困之下并没有投降，因为敌人就是最大的军火库和粮草官，敌人就在眼前，他们成了蔡锷和毛共致之死地而后生的战利品。而孙中山先生为了避免战乱，却轻率地出让了一生肩负的民主使命。而最基本的常识是：袁世凯只是一介旧臣军阀，并非民主共和领袖。
巨变需要卓越的领袖，追求妥协不成就卓越，与罪犯和解共生无法卓越，回避清算更是无视正义，也不可能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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