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的内部讲话之一:胡锦涛在中央政法维稳工作会议上的内部讲话
重点导读：有些同志缺乏危机感，觉得我们反应过度，中央明确指示宁可过之，不可不及，现在回过头看看埃及利比亚的结局，后果触目惊心，如果让他们得逞，在座的，包括我们的家人后代，都要上断头台……指望我们拱手相让政权是痴心妄想。保住枪杆子，保住政权，我们就是胜利者，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当前维稳形势的严峻性不容掉以轻心，维稳就是保卫政权，保卫党，保卫我们三十年到手的改革成果，保卫我们自己，我们的家人和后代。
现在每年几万起群体事件，主要发生在农村乡镇和边远地区，起因集中在经济层面，便于我们孤立瓦解和各个击破，如果蔓延到沿海城市，演变成政治诉求，后果不堪设想。今年二月，突尼斯埃及事变，有些人蠢蠢欲动，想在中国上演茉莉花革命，中央及时布置在全国范围重手出击，将一场可能的动乱扼杀在萌芽里。有些同志缺乏危机感，觉得我们反应过度，中央明确指示宁可过之，不可不及，现在回过头看看埃及利比亚的结局，后果触目惊心，如果让他们得逞，在座的，包括我们的家人后代，都要上断头台。
国内比较活跃的敌对分子有两百来人，我们对他们的举动了如指掌，逃亡海外的有五十多人，我们对他们与国内的联系情况，对他们在国内的亲属也了如指掌，其中一些人在海外的起居行踪也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不要以为逃居海外与祖国对抗可以毫发无损。一旦出现动乱，我们同这些人将进入战争状态，我们会予以果断，全面，彻底的打击。
当然，我们不会坐等到那个时候，要利用所有的政治经济法律和其它手段让这些人彻底死心，要通过各种方式让他们明白与政府作对是没有出路的，在这个社会你将寸步难行，对于其中的一部分识时务者，如果愿意听从配合，守住我们划分的界限，我们可以区别对待，把他们当作笼子里的鸟养着。
我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历经千辛万苦夺得政权，在非常时期动用非常手段，粉碎内部和外部的敌人，无论是对付叛徒还是渗透到敌人内部，我们老一代的革命家为我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虽然今天我们的敌人不同了，斗争的方式也不同了，这些经验仍然有用，不能放弃。
最近的乌坎事件，有的同志以为中央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中央，全党在维护党的基本利益上是高度团结高度一致的，党的各级干部可以在任何方面犯错误，决不允许在这个问题上动摇出错，六四是个教训，凡是对动乱分子姑息放纵同情的干部，不论地位多高，功劳多大，都要下台，都要受党纪处置。乌坎事件远没结束，还在发展，为首分子一定会被绳之以法，挑战共产党的统治地位可以逍遥法外？这个头决不能开，谁也不敢开。
现在的国际大环境比起六四时候，对我们有利的多，那个时候我们挺了过来，没有像苏联东欧那样陷入不劫，现在我们经济上军事上政治上都强大了，国际上影响越来越大，西方国家政府和民间都在我们这一边。
零八年西藏拉萨平暴，我们探测了一下所谓西方舆论，结果是大获全胜，十几年来我们在侨界，留学生中细致深微的工作开花结实有了成效。我们在西方的学界商界和政界下了很多功夫，争取了不少人，今天我们在国际上的地位和我们可以调用的资源已经完全不同于二十年前。
今后我们对新疆西藏的分裂活动的打击，只会更加严厉，绝不会姑息手软，只要内地稳定，那些地方就乱不起来，北京稳定，全国乱不起来，你们在北京和沿海城市工作的同志责任重大，不要缩手缩脚，不要畏前顾后，不要怕西方说三道四，要有危机感，要有你死我活的思想意识，责任由中央来负。 指望我们拱手相让政权是痴心妄想。保住枪杆子，保住政权，我们就是胜利者，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胡锦涛的内部讲话之二:为保共党不惜灭掉地球一半人口！
【编者按：这是从中共内部传出的胡锦涛最近的一个讲话，在这个讲话里充分反映了中共反人类的本质，对大家认识中共、放弃对中共的幻想很有帮助】
胡匪锦涛不但是中国的灾难根源，而且是世界灾难的根源。这个比希特勒更加无耻、更加邪恶的法西斯匪徒，企图把整个人类投入空前规模战争的血海，他企图消灭地球一半以上人口，以满足自己邪教称霸世界的野心。胡匪借着榨取人民血汗积累的财富，乘着西方经济低迷的空当，企图挑起战争甚至是核战争，而且对取胜充满了狂妄的自信，迫不及待地想实现邪教教主毛匪共产地球的梦想。
共产邪教和纳粹匪徒都是整个人类的敌人，目前，中国人民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邪教的本质，在大面积抛弃邪教摆脱这个邪教的控制，共产邪教政权随时就有灭亡的可能，胡匪的首级必将被国人以及爱好和平的世界人民拿下，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个匪首纵容各级匪徒贪污压榨百姓，说只要拥护邪教（所谓延安和西安），可以让他们干任何罪恶的勾当，可见邪教反腐是假的，压榨屠杀中国人民并企图蹂躏整个世界才是他们的根本目的。全国人民立即脱离邪教自救，世界人民迅速提高警惕，反击邪教对世界的侵略和蹂躏。
重点导读：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经济发展步伐慢下来，把重心转移到环境治理上，势必减缓我们国力的发展，影响到我们的军事斗争准备。军事斗争打不赢，丢掉了政权，我们就丧失了一切，人民就丧失了一切。反过来说，我们军事斗争打赢了，我们就有了一切，全世界都由我们安排么。
毛主席这一思想是一贯的，早在战争时期，毛主席就说过：“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毛主席的最英明之处，就是高瞻远瞩透视历史，看到了历史发展的铁的定律：社会要大变动，历史要大发展，就很可能要死人很多。这是不依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为了解放中国人民，牺牲了不少中国人！单单一个长春之战，就饿死了一，二十万平民百姓。所以毛主席估计，帝国主义要发动核战争，我们要把帝国主义打平而实现社会主义全球化，可能要死掉世界人口的1/3 到 1/2，但我们不怕。毛主席说，“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共产党员要树立正确的生死观。既然反动的垄断资产阶级总是要用反革命暴力维持其旧世界而阻挡历史前进，既然我们推翻旧世界、开创新世纪只能借助于革命的暴力，那么死人的事，甚至是大量死人，就是难以避免的。我们在为中华世纪而奋斗的时候，必须有这种思想准备。以前清华有这么一首歌：“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这就是一种战斗精神！我们不能一方面赞成革命的暴力，一方面却害怕大量死人，因而不敢付出代价，不敢斗争，不敢胜利。我们共产党员不能做叶公好龙式的人物，一面天天盼望中华世纪的到来，而当中华世纪真的来找他，要他准备付出流血牺牲的代价时，却逃之夭夭。
在这个意义上毛主席说死人是好事。他说，“死人是好事，没有死，那还得了。如果今天还能看到孔夫子，地球上的人就装不下去了，我赞成庄子的办法。庄子老婆死了，鼓盆而歌。死了人应当开庆祝会，庆祝辩证法的胜利，庆祝旧事物的灭亡。”你看，连古人都有这种思想境界！我们共产党员要带动广大人民群众，进入这种高尚的思想境界。毛主席说。人总是要死的，或重如泰山，或轻如鸿毛。我们党员、我们的人民为中华世纪的到来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我有时在莺歌燕舞、灯红酒绿的场合，在人山人海万众欢腾的场合，有时在一瞬间，脑海里不由得会闪过一些令人惊心动魄的军事演习场面，那一幕幕毁灭性场面，我不由得想到人的生命相比是多么渺小。我也常常会憧憬那未来中华世纪的人们，脑海里不由得会想起中学时期读过的青年马克思写的一段话：“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中共内部座谈会部分谈话 今天有不等于永远有
胡锦涛
——内部座谈会部分谈话：今天有不等于永远有，完成民族复兴历史使命才能永远有一切
今天我受政治局委托，同大家讨论十个方面的问题，都是些大问题。这些问题是：
第一， 为什么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第二，民族复兴目标与党的最高纲领的关系；
第三，我们为什么不改党的称呼和党旗；
第四，小平同志强调“忍”字和韬光养晦，是对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发展；
第五，新时期的敌我友；
第六，“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的方针口号，是对毛泽东斗争哲学的重要发展；
第七，中美合作时期，要重点防右倾投降主义，要发扬我们党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传统；
第八，要实现民族复兴，就离不开毛泽东同志总结的三大法宝；
第九，以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培养我们同志的战斗精神；
第十，要按照“讲政治”的原则摆正党和人民的关系，正确使用那些被下台的干部。
先谈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毛主席去世、小平同志主持工作以来，我们不象过去那样每天都把“毛泽东思想”喊得震天响，这有各方面考虑。西方国家窃窃自喜，我们有些同志也错估形势，误以为我们真的在“和平演变”。他们只看到我们每天都在同西方国家握手开会、点头哈腰，所以有的人就鼓励我们“大胆地往前走”西化道路，有的则把我们视为背叛毛主席的革命对象。他们都没有看到，我们恰恰是在根据毛泽东同志的高瞻远瞩战略思想，按照毛泽东同志总结的“三大法宝”，步步接近毛泽东同志梦寐以求的战略目标。
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胜利建国的前夕，他说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那么他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后来他说：“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各国反动派.....，资本主义的阴风总会不时地吹到社会主义国家里来。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最后解决。”这就是忧患意识。他认为，如果没有在世界范围内解决谁战胜谁的谁胜谁负问题，我们就不能说已经取得了革命的最后胜利，我们已经到手的一切也可能会丧失。这就是我们现在强调的，我们现在有了的，不等于永远有！出路在哪里？就是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在世界范围内完成中华民族复兴的大业。完成了复兴大业，才能说是革命的最后胜利，我们就永远有了一切，人民的一切。
对于这个道理，我们很多同志不清楚。他们满脑子都只是GDP，都是灯红酒绿的享受，都是他们已经拥有了的小安乐窝。他们不懂，现在拥有，不等于永拥有！
近来我们从国内情况强调，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永远不变的，如果丧失了先进性，就必然会丧失执政地位。这个问题还要从我国的外部世界来考虑，如果我们不能站在中华民族的最前面，世界革命人民的最前面，不能带领他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开创中华世纪，我们同样会丧失执政地位，脑袋也会搬家，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也就会丧失一切。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要重新强调毛泽东同志的忧患意识，强调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灵魂，所以在国庆六十周年游行队伍中，我们专门设置了一个毛泽东思想方队。对这个方队大家议论纷纷，可是却没有什么人能够按照毛泽东思想总结我们这些年来的工作。
下面，我要按照主席思想，着重从我们党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从八个方面回顾我们的工作。
首先，我们高举的民族复兴旗帜是不是毛泽东的旗帜？它与党的最高纲领是什么关系？虽然毛泽东时期我们党没有正式宣传“民族复兴”这个口号，但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精神，却是贯穿于党诞生以来的一切工作之中。回头看看历史，从依靠苏联、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到与苏联修正主义决裂而高举世界革命旗帜领导世界革命，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画龙点睛，提出“中华世纪”的奋斗目标，我们党在世界历史之中的前进方向不言而喻。
现在我们天天喊“民族复兴”，但什么是民族复兴的本质标志呢？就是实现中华世纪。所以我们在上一世纪末，在北京建立了中华世纪坛，向全中国人民吹响了开创中华世纪的号角。但怎样才算是实现了中华世纪呢？我们关起门来打开天窗说亮话，就是全世界都由我们党领导和安排，不仅从思想、文化、经济及政治上，也要从组织上有保证，为全地球制定统一计划。只有到了这一天，我们才可以说，中华民族，世界革命人民，现在有了的，就等于永远有
有的人对我们说三道四，他们反问我们，马克思主义规定的共产党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最低纲领是民族解放，有没有说过哪个民族的复兴？他们的思想方式太过狭窄，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讲过的东西我们就不能讲吗？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发展吗？回头看看历史，马克思他们主张的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在全世界各国同时胜利，而列宁斯大林提出，无产阶级革命要在世界帝国主义链条中的最薄弱环节首先胜利。这就叫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所以我们完全有权力提出，在全世界共产主义实现之前，必然要经历一个中间时期，这个时期，就是中华世纪。我们今天放眼世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经顶住了苏东剧变的巨大冲击，走出低谷，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古巴、越南、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正在象我们一样积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亚洲非洲特别是拉美一些国家羡慕我们的道路，所以左翼政府纷纷上台执政，而美国政府也求助于社会主义因素来渡过经济危机难关，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马克思热”。这些都在在显示社会主义的生命力。而在这个世界社会主义浪潮里，谁是中流砥柱？谁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和代表？当然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所以，只有经过中华世纪，世界社会主义才能站稳脚跟，才能进一步前进到共产主义。我们没有按照有些同志建议的那样改变共产党的称呼，因为我们坚持共产主义的方向。而要最后实现世界共产主义，就要先实现中华世纪，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领导全世界，从思想、政治、及组织上统一安排全世界，而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梦寐以求的伟大理想。
我们有的同志对中华世纪的提法有异议，他们说，毛主席不是早就讲“不称霸”吗？其实这些同志不懂历史。毛主席在文革期间当时是这样讲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他是根据朱元璋“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雄韬大略和历史经验，提出“不称霸”的口号，这恰恰说明毛主席的全球眼光和长远眼光。当然毛主席比朱元璋更有魄力，他决不是只想争取在地球上说一不二的话语权，他的目标是，这整个地球要由我们党来制定统一计划，统一安排，用今天的话来讲，这就是中华世纪。
为实现中华世纪而奋斗，这就是今天我们党的最低纲领。而党最高纲领呢？仍旧是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有的同志讲，我们现在不是不大讲共产主义了吗？我们总是高喊社会主义，为什么不把共产党这个名称改成社会主义党？
不错，我们不像1958年那样每天吆喊“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但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共产主义目远大标。尤其是，党的名称上面出现“社会主义”，就容易使人联想到德国的纳粹党，因为他们的党就叫着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我们所以对这个问题很敏感，是因为我们在很多方面同希特勒德国相似，尤其是我们同希特勒德国一样快速崛起，带来很多人的恐慌，如果我们的名称再同他们相似，我们不就自毁形象，树敌太多了么！希特勒是极端反共，所以我们保留共产党的称呼就很重要，不管我们现在同共产主义沾边不沾边。既然党的称呼不能改，党旗也就不能改了。虽然党旗的镰刀锤子代表的那个时代生产力比今天是多么落后，但镰刀锤子却是共产党的最经典标志，我们不能丢啊！
如何实现中华世纪伟大理想？小平同志对毛主席的路子有重大发展。由于毛主席对记载改朝换代的古书研究得多，所以他总是“破”字当头，强调一个“打 ”字。他着重于研究如何领导世界人民开展武装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却没有花大力研究如何利用人类文明的所有成果来壮大我们自己。小平同志由于从年青时期就留学西方国家，所以就更注意如何利用人类文明的所有成果来壮大我们党的力量。也就是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来驾驭巨人，最后要打倒和取代西方巨人。
虽然如此，小平同志也像毛主席那样注意发挥中华智慧和谋略，使我们能够在西方帝国主义的包围威胁之中，争取历史机遇，壮大我们党的力量。这就是小平同志的韬光养晦思想。这就是今天我要讲的，我们党对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个重要发展。
大家知道小平同志提出的32字国际方针，这就是“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抓住机遇、有所作为”，其核心有两个，分别适用于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是“韬光养晦”，第二个时期是“有所作为”，到了第二个时期就要大有作为。
第一个时期的“韬光养晦”，这四个字的精髓，就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如何保存和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我们很多同志不懂历史，其实如果注意总结比较一下我们党在抗战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的基本活动，就可以发现很多相似之处。
韬光养晦这四个字，虽然没有以文字形式出现于毛泽东著作当中，但实际上却贯穿于我们党的八年抗战历史当中。毛主席在抗战时期对我们党的领导，事实上都是围绕着韬光养晦这四个字来展开。
当然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比抗战八年长多了，而我们同对手的既联合合作又斗争，我们与对手的互相渗透，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发展到一个全新的程度。我们现在上演的韬光养晦史诗，比八年抗战时期的史诗，要长得多，壮观得多。具体的我就不讲了，那是我们各个职能部门的具体工作，要由他们自己去总结，要由以后的历史学家去总结。我现在只是想强调我们的软身段智慧和谋略。大家都知道，韬光养晦的最经典范例，就在“曹操煮酒论英雄”的故事里。心怀大志的刘备，身处时刻有被强敌曹操吞噬的时期，他格外注意隐藏自己妄图称雄于世的大志，而假装只知道埋头浇水种菜，他在曹操面前的示弱，拿北京土话来通俗地讲，就叫着装孙子，显示出他的高超政治智慧。抗战时期毛主席也是有意不暴露我们八路军新四军的对敌战斗力，而大搞南泥湾开荒种地，让强大的对手觉得共产党只会混饭吃，成不了气候。小平同志继承和发扬光大了毛主席的政治智慧，把毛主席和中华民族的绵里藏针智慧，发展到新阶段。小平同志总是注意纠正我们一些同志的革命急躁病，而反复提倡一个“忍”字。靠了这个“忍”字，我们才能同西方国家搞好关系，才能使西方国家放松对我们的警觉而接纳我们，才能把他们的技术和资金搞过来，把他们的骨干企业队伍拉到中国来为我们服务。只有经过了这个阶段，我们才能走到财大气粗的今天。
我们韬光养晦时期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很多同志搞不清，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是敌我友。毛主席反复讲：“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有的同志看到朝鲜古巴伊朗他们跟我们不一样，时时与美国针锋相对地干，就羡慕他们，认为我们是错把敌人当朋友，站错了队。这些同志的思想太简单了。
敌我友的划分，既要根据历史使命，也要根据历史条件，根据我们的需要。过去毛主席讲要把美国政府同美国人民区分开来，要打倒美帝国主义、解放美国人民，如果我们今天还这样大声喊，能把西方的先进东西拿过来吗？大家知道，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是共产党的同盟军，而1927年4.12大屠杀后，国民党就成为共产党的敌人，后来日本打进来，国共联合抗日，国军又成为共产党的友军。抗战胜利后国共争夺天下，蒋介石国民党又成为我们的革命对象。那么是不是我们党就没有预见性，对敌我友关系的发展变化是稀里糊涂一笔帐？当然不是。
抗战时期我们联合国民党这个最根本的敌人，打着国民党“国民革命军”的旗帜，穿上国民党给的统一军服，戴上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军徽，我们的重要目的，就是韬光养晦，积蓄力量，准备迎接未来的国共决战。我们当然知道我们党的历史使命是什么。现在这样简单地回顾历史，大家就能理解，怎样根据我们的历史使命来从根本上确定我们的敌我友，又怎样根据改革开放的需要，如何在国际上处理敌我友问题，包括对美关系，对西方阵营其它国家的关系，对原来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关系，对伊朗和委内瑞拉这种新兴反美国家的关系，对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关系，对一些所谓恐怖主义国家和组织的关系。对于那些敢于向美国叫阵的国家，对于那些在我们与美国之间两面讨好的维持会式国家，我们要善于发挥他们的同盟军作用，但是我们又不可以同美国闹翻，这是非常高的斗争艺术。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韬光养晦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就是毛主席的斗争哲学。如果没有斗争哲学，韬光养晦就毫无意义，我们所以要韬光养晦，就是为了斗争。所以我要谈谈我们对毛主席斗争哲学的发展。
从马恩列斯到毛泽东同志，都把革命暴力放在最重要地位。《共产党宣言》说，“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无产阶级将在暴力斗争中得到整个世界的一切。毛主席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文革中，我虽然因为重点培养我的校系领导受冲击而没有参加激进的红卫兵组织，但有三点我印象很深，第一，强调重在表现而反对血统论，我出身不是“红五类”，所以很有感受；第二宣传两杆子，就是强调夺取政权和保卫政权要靠枪杆子和笔杆子；第三是强调，虽然我们党在中国夺取了政权，但谁胜谁负、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最后解决，只有在全世界范围内消灭帝修反，我们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才能说是取得了最后胜利。其实早在文革之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通过对苏修论战，我就下决心永不变质，为世界革命献身。那时候，由小平同志主持起草的九篇批判苏共的公开信，对我们的教育非常深刻，使我永生难忘。后来传出毛主席的批示，说“我们这一代青年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我听说后，兴奋了好多天而夜不能眠。自那以后，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参加这场决定谁胜谁负的最后斗争。
虽然我们坚持毛主席的斗争哲学，但还是有些同志不能正确理解我们。在他们看来，我们在右手同美国握手的同时，就应该举左手高喊“打倒霸权主义！”他们认为我们的“和平发展”与“和谐社会”口号是修正主义。他们的头脑实在简单。
“和平发展”的方针和口号其实不完全是我们这些人的发明，这个提法恰恰是毛泽东同志最先提出的，我们不过是继承毛主席而已。1945年国民参政会举行茶会纪念“九.一八”，毛泽东同志致词说，今后将进入和平发展、和平建国的新时代。
当时是什么历史背景？就是抗日胜利后国共决战的准备时期，而斯大林却压我们，硬是要我们与蒋介石国民党共治中国，不让我们继续革命。那时我们党清楚地知道，中国的前途关系到你死我活的两条道路斗争，知道蒋介石在磨刀，知道我们也必须磨刀，否则创立共产党有什么用？为了麻痹蒋介石反动派，也为了应付斯大林，毛主席就做出了“和平发展”这个姿态。军事专业上，这叫着战略欺骗。
而“和谐社会”这个口号，虽然看起来有点像修正主义，像六十年代我们批判的“合二而一”，其实不然。这要看是在什么思想原则的指导下。如果我们真的被西方国家分化而走了西化的道路，这个“和谐社会”当然是帝国主义附庸的社会，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势力在中国复辟。但是如果在毛主席的斗争哲学指导下，这个口号的作用就是稳定我们党在中国的执政地位，增加我们党在全世界的影响力，也对敌对势力起麻痹作用，他们会暗地里窃喜：看，胡锦涛他们终于走上毛泽东的对立面，拾起了毛泽东当年批判的货色。这就为我们实现中华世纪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然今天，我们“和平发展”的几十年比抗战后“和平发展”“和平建国”那一瞬间要长多了。这几十年我们围绕“和平发展”所做的工作比抗战后那一瞬间要丰富多了，发展多了，尤其是配上“和谐社会”的思想，使我们党稳扎稳打地接近最后的胜利。如果说当年毛主席的“和平发展”号召保证了我们党夺取全中国的胜利，那么今天我们继承毛主席“和平发展”的口号，也预示我们必将夺取在全世界的胜利，完成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
改革开放以来的和平发展时期，就是我们与西方国家和平合作而不是军事对峙的时期，相当于抗战时期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时期。今天也可以把我们同西方的合作关系看成是一种统一战线，发展经济的统一战线——为了同一个目标么。毛主席在总结我们的统一战线历史经验时说，在我们同对手合作的统一战线时期，要坚持独立自主，注意防止右倾，反对那种“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不求斗争、放弃领导权的右倾投降主义，而在同对手关系破裂时期，要注意防止左倾盲动冒险主义。改革开放至今，我们同对手互相合作的关系已经发展到我们历史上的最高峰，党内右倾投降主义倾向也前所未有。当然我们这里讲的投降不是说真的叛逃到敌人营垒，而是说对我们的对手幻想太多，退让太多。按照主席思想，我们处理对西方关系的总原则是又合作又斗争，以斗争求合作，当然这个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在政治上我们强调独立自主，不仅不做他们的附庸，而且要独树一帜争取亚非拉群众。在军事上，对他们的挑衅是针锋相对，但又不致于破坏基本的合作关系。回顾起来，从我们支援南斯拉夫对抗北约联军，从北约的炸馆事件，到南海撞机事件，到我们潜艇跟踪美国航母，到南海对抗美国军舰，我们都按照针锋相对的原则，进行了妥当的处理，克服了右倾投降主义的倾向。
我们要清楚认识到，和平发展时期敌我不清的环境，也是一种腐蚀剂，它会极大地消融我们广大干部群众的对敌斗志。所以我们要抓紧革命传统教育，学习革命老前辈的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精神，使我们的人民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做好对敌斗争的思想准备。否则，在哪一天早上局势突然逆转，我们就要吃大亏。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在“和平发展”旗帜下夺取开创中华世纪的伟大胜利？这就是我们这几十年来所做工作的重中之重。毛泽东思想关于革命胜利的思想，最基本的就是毛主席总结的“三大法宝”，是我们开创中华世纪的指路明灯。毛主席说，“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可以说，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围绕这三大法宝。当然我们对这三大法宝有重要发展。
第一是加强党的建设，牢牢抓紧党的领导权。
在这方面，首先是正确处理了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与全国人民一起粉碎了国内外敌对势力的亡我企图，捍卫了我们党在中华大地的执政地位。自那以后，从党的十四大到十七大，我们党都始终把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放在首位、做为出发点，接连展开一系列举措。
结合反腐败，我们在党内开展了三讲活动，“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后两讲大家都谈得很多，这里重点谈谈“讲学习”的历史作用。我们党是打仗起家的，对于经济建设，大多数人都是外行，对国际金融，更是外行，对世界新潮流、新发展、新趋势缺少了解。但是通过“讲学习”活动，我们走出去请进来，虚心向国际经济学权威和金融学权威学习，向别人的优点学习，我们很多人都成了内行，具有驾驭世界的眼光，为驾驭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打下了基础。
我们进行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教育。我们进行了党的先进性教育。我们进行了对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批判，坚定了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的自觉性。党的高级干部清楚认识到，虽然西方的民主自由那一套有助于发明创新，但我们的集中制领导，更加适合应对突发事件，适合对敌战争，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可能会决定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建国以来，我们第一次明确地把捍卫党的执政地位同人民军队的使命，同抓紧军事斗争准备紧密联系起来。我们在军队教育中明确提出：军队要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证。
这些大规模教育活动，使得我们党在中国社会大转型时期，在我们同西方合作的韬光养晦时期，既避免了自我腐败垮台，避免了被西方同化过去，避免了与人民矛盾的激化，引导了党政军认识到我们党的历史使命，又提高了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能力，增强了我们党对西方势力的应对能力。我们要继续深刻认识和运用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执掌政权的客观规律，为民族复兴大业踏踏实实工作。
为了加强党对人民群众的领导，我们一直在不断改善互联网工作，既积极利用新技术，也发挥网上警察和网上评论员的积极作用。一方面要遏制不良信息，另方面要加强舆论引导。在这几十年中西合作的韬光养晦时期，舆论引导的最重要方向，就是用爱国主义引导人民不要忘记我们的革命传统，不要被分化和西化而脱离党的领导，不要忘记民族复兴大业任重而道远，不要忘记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使人民始终保持对西方帝国主义的警惕。前些时间，我们就刊发了些稿件，提醒广大人民，美国可能对我国发动战争以转嫁经济危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不仅着眼于保持党的已有执政地位，而且更着眼于培养后备干部队伍，扩大我们党在全中国、全世界的影响力。我们在延安、井冈山和上海设立了三大干部培训基地，党校、行政学院和很多高校都为培训干部服务。特别是，以广建孔子学院为中心，我们在全世界广泛布设各类中文学校，就是为了增强我们党的影响力，在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中发现和培养我们党的同情分子和党外积极分子，他们都是有用的人才，而不是由于我们忽然喜欢起孔子来，不是由于我们要回到五四运动以前的孔孟时代。经过多年努力，我们对于后备干部的培养，已经走出路子，这就是党校、行政学院——高校——中文学校一条龙。干部队伍，是最重要的软实力。过去，当百万雄师占领长江以南之时，随军干部队伍就是接管当地政权的最重要软实力。今后，当中华世纪来到之时，我们党的影响力遍布全世界，世界各地当然少不了与之相应的管理人才。
第二是发展经济，其作用归根结底是两个方面。
第一是在全中国和全世界增强我们党的影响力，也就是加强我们党的领导力量。你使中国在短短几十年内和平崛起，使中国人民吃饱吃好穿好娱乐好，又能享受高速上网和高速交通，中国人民就拥护你相信你；你使西方穷人能够享受你的廉价便宜货，西方人民就称赞你；你把一些西方大企业比垮，走向全世界收购、投资他们的大企业，西方人就不得不佩服我们中国共产党人。
第二，当然发展经济的主要作用还是增强国力，说得直接一些，就是发展我们党领导下的军事力量和不流血的战争手段。这些就是《共产党宣言》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暴力。
毛泽东同志说，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谈到我们军队的发展，这些年来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激动在心里。我们通过各种方式已经公开或半公开的，有 094核导弹潜艇，东风系列核导弹，中导拦截，打卫星，第四、第五代战机，航母，及岸舰导弹等。当然我们还有更多更厉害的后核武器时代杀手锏没有公开，尤其是秘而不露的终极武器，没有公开，也不会公开，这是基本原则么。
谈到不流血的战争手段，这是我们对毛泽东同志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思想的重要发展。这些年来世界上都在谈论金融战和经济战，大家自然会问，我们在这方面是否在挨打？我们可以告诉大家，我们在这方面毫不软弱，而且有相当的成绩。我们在西方金融界和经济界，在政府上层，都有我们党的同情分子，我们和他们拧成一股劲，就推动加速了霸权主义的衰败。我们一上，他们一下，中美两国的力量对比，就发生可喜变化，这是史无前例的变化和成绩！这个成绩毫不亚于朝鲜战争同美国打平手的成绩。以前我们在这方面几乎是空白，只有一个冀朝鼎，哈佛毕业，周恩来同志派他打进国民党政府，担任财政部長孔祥熙的最高顾问，在经济战线搞乱了国民党政权，为我们夺取军事胜利创造了重要条件。我们那时候也只是用的最简单原始方法：偷偷地在广大新解放的城市和农村收集被我们作废的巨额旧币，再神不知鬼不觉，大批大批地拿到到江南国统区抢购民生用品，把国统区的物价猛地搞了上去，从而使国统区民怨沸腾，火山爆发，一下子把蒋介石国民党推到火山口上。他们腐败之极，等发现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早就把生米煮成熟饭了。
我们另一种没有硝烟的战争手段是网络信息战能力。这方面我们的力量在世界上也是名列前茅。互联网是美国人搞起来的，我们虽然起步晚，但现在已经能够同他们平起平坐，在有些方面甚至超过他们。
军事上的具体成绩这里就不多讲了。但有条原则很清楚，就是说，我们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抓紧军事斗争的准备，这不是花架子，不是官场套话，不是放空炮，而是实实在在的硬任务。为什么会有这个硬任务？就是由于，还在小平同志健在时，我们政治局就有一个最基本的估计：中美战争也就是中西战争，最后是不可避免的。小平同志讲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不是讲永远打不起来，相反，是必定要打起来。出于韬光养晦的需要，我们不再公开使用“帝国主义”这顶帽子，有时我们改称他们为“霸权主义”、“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但这不等于他们帝国主义本性就消失了。相反，小平同志的分析预言是，在前几十年，西方国家怀着对我们和平演变的妄想，一直认为我们这些人是中国的纳吉，所以对我们用软而不硬碰。这就是我们大发展的大好机遇期。
但几十年后我们发展壮大起来了，还不和平演变，西方国家就要害怕了。他们对我们国家搞颜色革命搞不成，狗急跳墙，就必定要以军事手段妄图推翻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因为这关系到他们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生死存亡。这就到了第二个历史时期，这就是我们进行反击的历史机遇，就是我们在全世界推进中华世纪的历史机遇。这是另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当年如果不是希特勒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还没有理由出兵在东欧打出一个社会主义阵营。
上一世纪，毛泽东同志就强调，帝国主义发动战争是坏事也是好事，他很注意研究，怎样利用帝国主义发动的世界大战，利用这个历史机遇，把帝修反打平，统一全世界。当然，将来我们要按照我们的战略部署，看准了时机就要先发制人，制敌机先，而不是一定要等他们先打到北京城，我们退守到井冈山和西安以西再进行反击。所以我们一再强调为期几十年的这个历史机遇期，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个历史机遇期，全力以赴利用好这个历史机遇期发展自己，同时要准备好，在第二个时期来到时，利用西方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机会，胜利推进中华民族复兴大业。
这个历史机遇期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还有多长？我们希望它继续下去，但也要准备它突然结束。我们在各方面都有准备。当然我们也有我们的基本估计和长期部署，有我们的主动性，但也有最坏的准备。毛泽东同志在抗战胜利后国共决战的前夕曾经在干部会议上说，“明天就打起来，我们也有准备”。那时候我们的军事准备包括紧急调兵遣将，用美军观察组的军用飞机，把我们一些高级军政领导干部从延安火速送到各个前线。美国人那时还蒙在鼓里，稀里糊涂地帮我们调兵遣将。
我们现在的准备包括各个方面，这里着重谈谈社会稳定问题。随着我们社会转型的逐步发展，各种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威胁着我们党的执政地位，也当然会威胁未来我们同西方国家的军事摊牌。这里一个重要问题是所谓“颜色革命”。西方国家为了推动我们走西化的和平演变道路，用各种方法支持我国的各种异议反动分子，而这些异议反动分子就是他们的别动队。其中部分人一直在宣传西方的民主自由价值观，宣传摆脱党的领导，甚至鼓动联邦自治。六四过后，我们对他们的头面人物大都采取了流放海外的办法，以期适应我们同西方国家既合作又斗争的新关系。对于仍旧在国内的人，我们采取“时收时放，收放结合”的办法，以便既严密控制他们，又不至于矛盾激化。这个“收”和“放”，包含两方面意思，一是对他们人身的收和放。“收”就是在一定情况下把他们抓起来，收在拘留所和监狱里一段时间，或是让他们在家里或旅馆里或我们办公室里“喝茶”不准出门一段时间。“放”就是放他们出来，让他们在监视下享受人身行动自由。二是对他们谬论的收和放。“放”就是在一定时间内允许他们某些谬论在社会流传，我们的目的一是使广大人民群众增强免疫力，增强抵抗力，二是引蛇出洞，把这些谬论的同情者都引出洞来，以便我们分类掌握，心里有数，三是给我们增加一点和平演变的色彩，有利于减少西方国家对我们的敌视和警惕。“收”就是在一定情况下不允许某些谬论流传，对这些网上有害信息进行过滤和删除，同时取缔一些异议分子的集会活动。总之，我们各级的610办公室、扫黄打非办公室、维稳办公室和接访工作密切结合，与互联网管理部门及公安部门密切结合，我们就有了一个严密的社会控制网，能够牢牢掌握整个中国社会，能够应付形势的突然变化和突发事件。需要提及的是，我们“收”“放”的尺度也是随形势发展而变化，以前我们是看西方人的眼色抓人和放人，现在就有些过时了。另外，有些头面人物跳的时间已经不短了，他们起的作用已经差不多了，就该把他们收起来。
谈到军事摊牌的准备工作，不能不提到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这些年来我们强调科学发展观，强调重视生态环境以支撑可持续发展，有些同志就提出，要把治理生态环境放到第一位，而把经济发展放到第二位。这是一种不正确的偏向。不错，做为经济发展的代价，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来我国各地的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从空气污染到地下水污染，从江河湖海污染到农田污染，从污染农田生产的污染农产品到污染饲料生产的畜产品和水产品，对人民的生命及健康威胁越来越大。但是出路在哪里？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经济发展步伐慢下来，把重心转移到环境治理上，势必减缓我们国力的发展，影响到我们的军事斗争准备。军事斗争打不赢，丢掉了政权，我们就丧失了一切，人民就丧失了一切。反过来说，我们军事斗争打赢了，我们就有了一切，全世界都由我们安排么。
第三是我们党进行的浩大统一战线工作。
历史以来，如果不算我们同对手之间的既合作又斗争关系，即广义的统一战线关系，我们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包括两大领域。第一个领域是公开的战线，第二个战线是秘密的隐蔽战线。公开的战线从我们解放区延伸到敌占区，甚至海外，包括党领导下的敌占区民主运动（民运）、工人运动（工运）、农民运动（农运）、学生运动（学运）等，包括我们党在国统区办的公开党报，及外围组织经营的各种报纸刊物。而隐蔽战线就是我们党在敌人党政军特内部秘密建立的党组织，党的坚强堡垒，插在敌人心脏中的钢刀。毛泽东同志为隐蔽战线工作制定了十六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这个隐蔽战线一直延伸到蒋介石身边。隐蔽战线的英雄们，尤其是潜伏在敌人军政特要害部门的地下党英雄们，对我们国共决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如果我们没有潜伏在中统的前三杰、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后三杰，我们的党中央机关早就被敌人破坏；如果我们没有把傅作义的家人发展为中共党员，就没有北平的和平解放；如果没有潜伏在蒋介石身边和国防部的沈安娜、郭汝瑰和刘斐，就没有三大战役的胜利；如果我们没有那么多同志打进敌军司令部去瓦解敌军，就不会有那么多敌军的起义倒戈。他们的贡献永远不可磨灭。
我所以要这样回顾我们党过去的统一战线功绩，就是要说明，我们现在的统一战线不比那时逊色，也包括内部和外部两大部分，公开和隐蔽两大部分。这几十年来我们继承和大大发展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传统，我们这三十多年来的成绩，不亚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他们那三十年的成绩。我们这三十年的工作范围，远远超过了他们那三十年，我们超出了中国国土的范围，超出了中国人的范围，超出了朋友和敌人的想象力范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的工作遍天下。海外那些华人社团和媒体都少不了我们的人，被我们流放海外那些反华分子虽然蹦蹦跳跳，但都跳不出我们的如来佛手掌，生杀大权就在我们手里。我们发展了美国人的信息技术，坐在北京，就可以了解大洋彼岸美国的信息，影响和引导那里的舆论，甚至可以跟踪和监督一些重点对象的活动，可以在微软网站过滤和屏蔽不良信息。当然目前我们还只是争取了微软，那个比尔盖茨就同情和支持我们对互联网搞检查和过滤，我们还要争取其他更多人。另外，大家看了《潜伏》等革命传统教育电视片，都对战争时期那些有名和无名的英雄崇敬备至。我们引以为傲的是，在今天的和平时期，我们也有不少这样的英雄。还有，连美国白宫都有我们毛主席的像，这在以前根本不可想象。
这里我要特别提一下我们的大外宣工作。这些年来，随着我们国力的突飞猛进，我们开始把全球大外宣的历史任务，提到议事议程。这项工作的历史意义是什么？大家都看到是加强我们的软力量，争取我们党在世界上的话语权，占领宣传舆论的制高点,要用我们的话，来引领世界。但在这些意义的后面还有什么意义？我看是为我们党在中华世纪的领导地位打舆论基础，打民意基础。如果没有这种民意基础，即使我们打垮了西方军队，赢得了全世界，我们在世界上也会遇到层层阻力，很多人不习惯我们么。当年我们解放国统区后，好多地方的老百姓不是躲着我们吗？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大宣传工作，就是要使全世界人民了解中国，了解我们党，使他们认识到，我们党是全世界人民的忠实代表，是人类文明的可靠代表，就是有一天霸权主义不惜打核战争把人类文明毁掉了，我们也能够把人类文明传承下去。改革开放多年来，我们请进来、走出去，张开双臂学习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取得了巨大成绩，今天即使你不出国，也可以在中国看到西方文明明珠的方方面面。在有的方面，我们的水平甚至比洋人还要洋。那个美国大片《2012》，就暗示说，中国是人类文明的传承者。有人说我们把中国搞成了西方殖民地，西方的大杂烩。他们怎么会理解我们的良苦用心？
要搞好大外宣，需要从两方面努力。一是不惜工本在全球广建我们的宣传基地和队伍，另方面需要用各种方法不惜工本，在西方国家打进那些权威的圈子，包括个人和机构，他们在国际上具有一定话语权，是世界舆论喜怒哀乐的带头羊。我们在底下做好了他们的工作，使他们成为我们党的同情分子，他们一旦出面为我们讲话，效果就好得多。近来大家可能感觉到，越来越多的西方权威在说我们的好话，在痛骂他们政府，而一些反华老手却开始受到舆论围剿。这就是一个趋势，伴随中国崛起的一个趋势。
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三大法宝，踏踏实实地为民族复兴做准备工作，还需要注意培养一股精神。什么精神？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
上一世纪六十年代，当毛主席提出“埋葬帝修反”的目标时，他同时向全国人民提出，要培养和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那时候他说：“我赞成这个口号，叫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今天重温毛主席的这一教导，对我们的民族复兴大业有着格外重要的现实意义。
毛主席这一思想是一贯的，早在战争时期，毛主席就说过：“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毛主席的最英明之处，就是高瞻远瞩透视历史，看到了历史发展的铁的定律：社会要大变动，历史要大发展，就很可能要死人很多。这是不依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为了解放中国人民，牺牲了不少中国人！单单一个长春之战，就饿死了一，二十万平民百姓。所以毛主席估计，帝国主义要发动核战争，我们要把帝国主义打平而实现社会主义全球化，可能要死掉世界人口的1/3 到 1/2，但我们不怕。毛主席说，“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共产党员要树立正确的生死观。既然反动的垄断资产阶级总是要用反革命暴力维持其旧世界而阻挡历史前进，既然我们推翻旧世界、开创新世纪只能借助于革命的暴力，那么死人的事，甚至是大量死人，就是难以避免的。我们在为中华世纪而奋斗的时候，必须有这种思想准备。以前清华有这么一首歌：“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这就是一种战斗精神！我们不能一方面赞成革命的暴力，一方面却害怕大量死人，因而不敢付出代价，不敢斗争，不敢胜利。我们共产党员不能做叶公好龙式的人物，一面天天盼望中华世纪的到来，而当中华世纪真的来找他，要他准备付出流血牺牲的代价时，却逃之夭夭。
在这个意义上毛主席说死人是好事。他说，“死人是好事，没有死，那还得了。如果今天还能看到孔夫子，地球上的人就装不下去了，我赞成庄子的办法。庄子老婆死了，鼓盆而歌。死了人应当开庆祝会，庆祝辩证法的胜利，庆祝旧事物的灭亡。”你看，连古人都有这种思想境界！我们共产党员要带动广大人民群众，进入这种高尚的思想境界。毛主席说。人总是要死的，或重如泰山，或轻如鸿毛。我们党员、我们的人民为中华世纪的到来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我有时在莺歌燕舞、灯红酒绿的场合，在人山人海万众欢腾的场合，有时在一瞬间，脑海里不由得会闪过一些令人惊心动魄的军事演习场面，那一幕幕毁灭性场面，我不由得想到人的生命相比是多么渺小。我也常常会憧憬那未来中华世纪的人们，脑海里不由得会想起中学时期读过的青年马克思写的一段话：“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这些年来看着祖国日新月异大变样，我总会有一种自豪感。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中华民族民族复兴的曙光已经不远了。四十多年前毛主席曾经高瞻远瞩地预言：“今后的几十年，对于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而重要的时间啊！现在二十来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身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历史使命在身，所以仍旧是“任重”，但是道，已经不远了，曙光就在前面。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我会想起温家宝同志常常喜欢引用的一首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 当未来中华世纪的人们回头瞻仰我们的成就时，我们的一切在他们眼里不过是小小的众山，万里长征的几步而已。
最后一个问题是，要始终坚定地摆正党和人民的关系，对那些因为工作失误或腐败而受处理的下台同志，要具体分析，正确对待。从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思想以来，不时有人对我们说，既然共产党是人民的代表，人民就是主体，就是第一位，应该把我们传统的提法“党和人民”，改成“人民和党”，把人民放在第一位。这种说法似是而非。按照马克思主义，到了全世界共产主义那一天，世界大同那一天，国家和政党都消亡了，当然也没有共产党了，也就不存在党和人民哪个摆在前面的问题。但是要实现共产主义，就首先要实现中华世纪，就离不开对敌斗争，而这就离不开我们共产党的领导。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党比人民还重要，当然要始终把党摆在人民的前面。
按照这个“讲政治”的原则，那些留党察看的下台干部，只要他们对党忠心耿耿，就是党性强，就仍旧属于无产阶级先锋队，不管他们占有多少财富，他们就仍旧是党的财富，就要重新使用他们。对于在反腐败斗争中下台的同志，要注意分清延安和西安，只要他们忠于党，就是发生在延安的腐败，革命队伍中的腐败，而不是西安反革命队伍中的腐败，就要留出路，为他们创造条件，争取尽早重新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