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9日星期五

共匪,休伤我将!惊险,追捕中联军首领五楼破窗而出

    
    2012年3月9日,中华正义自救联军总部从Skype上惊悉,我贵州黔东南自救联军领导人李老师相告——“老王:7号晚9点共匪派公安来抓我,我听到风声,竟被迫从五楼破窗走水管下滑逃生。所幸下面有个沙坑,要不是腿脚快的话,这次又给他们关进去啦!若是胖一点的人,没法脱逃。惊险呀!我建议大家以后改用Skype(TM)版,并进行网络安全工具的指导和培训。我的两个群,暂时不进了,我以后和你聊天只使用SKYPE。”据黔东南联军线报告知,李老师室内的钱款、手机、物品等都在这次突袭中被共匪洗劫一空,总部试打他的手机,表明已遭匪共关停。
    共匪!休伤我联军将领!中华正义自救联军强烈谴责中共令人发指的犯罪行径,我们已通过网络发出严正警告,否则我军将以十倍的凌厉手段清算你们这些人渣!
    目前,李老师已摆脱了共匪特务包围,只身前往贵阳某处,联军总部得报后,当即联络所在地联军负责人,李老师很快就得到了接应与安置;消息传出之后,几个地方的联军负责人亦发来慰问与援助请求,但总部根据当前共匪“两会淫乱期间的恐惧升级形势,暂不作过多转移,以免暴露我联军相关组织及其目标。
    李老师脱险后的教训,与总部多次强调要用TM版SKYPE和gmail.com邮箱的联军反共活动规定是一致的,可是就有人违反规定,进行活动时多次被中共窃听。

    总部再次强调:各地自救联军目前是我中华民族国内非常稀缺的民主革命力量,你们每一个人都中华民主正义党和中华正义自救联军的宝贵资源,我们非常珍惜各位,并希望不断壮大各地革命队伍,最终剿灭中共匪帮,为此,总部现严令各成员严格遵守这一规定。
    如不遵守者,将受到记过甚至开除资格之处分!截至2102年3月8日为止,总部已终止了86名成员的资格,待考察后将作进一步的处理。中华民主革命的严峻形势表明:斗争是残酷的,纪律是无情的!请各位切记!
    

附李老师战斗事迹——


联军通讯:六四抗匪,捣毁装甲;转战夜郎;再传佳话

    http://blog.boxun.com/hero/201202/zhzyzjlj/31_1.shtml

    作者:李老师 (毕业于南京大学,64抗共行动者,中华正义自救联军黔东南铲共组织负责人)
       我出生在江苏省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抱着改变自己、改变祖国的理想,1982年我考入了中国南京大学经济学系,并于1986年8月11日分配到中共国务院直属商务部工作。但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秩序混乱、物价飞涨、官倒横行、政治封闭、民怨载道的上个世纪末期,中国大地上终于爆发了一场参与人数最多、影响深远的六四学生运动。
    1989年3月初,我投入到了学生运动之中。每天下班之后,我都要带领我司的青年同仁到北京大学的三角地、清华园,支持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自治组织。自北京邓李集团“四、二六”社论发表后,我亲身参加了北京东、西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的游行示威和抗议斗争,在当局宣布戒严的严峻形势下,我带领青年们到北太平庄、公主坟和六里桥等地,深入到士兵当中,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要求他们不要听从镇压指令,不要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兄弟姐妹和同胞百姓。在全国爱国学生聚集天安门广场绝食期间,我天天都给学生们送馒头、饮料和汽水等物品,并向周围群众宣扬民主思想,并有幸协助中国工艺美术学院的同学们在天安门广场上树起了中国大地上的第一座“自由女神像”。
    1989年6月3日晚,我送女友回朝阳门外大街后,在建国门立交桥下看到一辆无线通讯装甲车在建国门大街横冲横冲直撞,恣意冲压我百姓自行车和交通护栏时,我怒火中烧,便自发地对贼车进行阻击。10点30分左右,贼车终于被我和群众、学生们用钢条和交通护栏卡住了履带,并最后在天安门广场正门前东南侧中华华夏华表前熄火,敌师长和一名通讯兵狼狈逃出,后被学生们送往医院。我和学生们一起爬上了贼车庆祝胜利。
    此时,北京西长安街到复兴门外大街已经是浓烟滚滚、乒乓作响,开始我还以为是爆竹之声,正在我惊疑之间一位学生告诉我,他们开枪了,于是我便迅速组织学生们向天安门广场撤退。晚12时,我从人民大会堂后面的小道摸到了西单路口,我的同事告诉我,我们已经无法回到路北侧了。
    大队敌装甲车过来,我从楼顶跳到了西单路大街,和同学们一起爬上了一辆敌车,并要求士兵门在执行射击命令时“枪口抬高一尺”。
    4日凌晨1时,我和学生群众在西单路口东200米处成功击毙敌连级指挥官一名,他的六.四式手枪沾满了我百姓鲜血,他罪恶滔天,死有余辜。4日晨5.30分天安门广场的野蛮清场基本结束。 面对着广场上的熊熊大火和滚滚浓烟,我毅然加入到了人民大会堂北侧的由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人墙,并和喊着“杀”声唱着“杀”歌的敌士兵和坦克对峙一小时左右,随后我不幸中了敌扔出的催泪瓦斯弹,在故宫南侧红墙下昏迷一刻,难以喘息。早晨6时,我使尽全身的力气,爬到了六部口,见到了共军最血腥的暴行----在敌坦克的履带下,四、五名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学生们瞬间成为了肉饼。晨6时45分,敌直升机已在北京上空盘旋,我又和一些群众去到了复兴门外大街,并成功烧毁敌20多辆装甲运兵车之后,我撤回到了西单路口的机关大院。
    我受到了共匪的严厉清算。共产党,我操妮妈!1998年9月,我终于下定决心脱共,并在南京、安徽一带揭露六.四真像;2003年至南京、2005年转广西、2006年赴南京,我先后三次遭共党公安部门短期关押。2006年,我来到了中国最贫穷落后的贵州,继续揭露共党的邪恶本质和六.四暴行。
    在贵州,我先后在黔北、黔东南的瓮安、雷山、黎平、榕江、从江等地活动,并和我的兄弟们联络本地的生意同行成立了“贵州XX宾馆行业协会”和贵州XX娱乐行业协会“,数次和共党的暴政执法机关——公安消防大队、税务部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抗拒了敌匪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维护了一大批业主的生存空间和宪法赋予我们的基本权利。很多业主,从我们的斗争中看到了希望,纷纷加入了我们自己的组织,现在已经有会员120多名。
    这里是夜郎国度!我们坚信:大陆若不能先行民主,夜郎国必先争取民主!

2012年3月8日星期四

拒绝民运混饭——“民运”必须升级成“民革”

   
    为什么海外民运一直混到现在没什么效果,也得不到国内民众的认同?这其中有几个方面值得深思——
    第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两岸特务和帮凶的破坏与毒化,相信网上有大量文章论述这个问题,我党不必在此多说。第二个原因是各民运组织的成分比较杂乱,大门洞开,为了拉队伍,什么乱七八糟的人都可心混进来,相比匪共的严密组织差的太远,此乃管理能力不如匪。第三个因素是定位太低——大部分是乞丐民运,主张向中共进行民主乞讨;以为民主就是模仿西方民主社会搞抗议、对强大的敌人反而哄之以好话,并下跪乞讨就能感动中共,这种策略就太不中用了!此乃头脑不如共匪。
    我们反暴政奔民主,如果头脑不如共,能力也不如匪,加上组织不严密,队伍又不多,面对中共暴政,如何能成实现民主?而各国民主经验告诉我们:民主队伍只有比专制匪帮更为强大才能取得胜利,不可坐等专制暴政自我消亡,否则等来的就是国与民一起沉沦的民族灾难。
    有人理由不少,抱怨民主经费越来越少,这使得大部分人成了新闻记者、评论家,经援活动家,没有实质行动,全靠口水混饭,但大部分弄来的资金,就花在国外打横幅,搞抗议,拍照片,养闲人,找资金……真正的民主志士指出:这种在民主国家受到法律保护的民运无须经费,人人都可参与,难道我们中华还要这种花了钱却没效果的民运吗?

    记得十几年前经费可是不少的,而国内暴动反抗的人民却因遭中共迫害,生存环境险恶,得不到经济援助,没法形成联队,他们的反抗如何不被中共扼杀掉?一边有钱却没动静,一边没钱却奋起抗争,所以这种反差非常强烈!
    多年以后,还有不少海外民运把民主幻想寄托于垂死的中共匪帮的良心发现,让人觉得太可怜了!花了无数的冤枉钱,经历了无数磨难,最后有人还要回到中共的统战怀抱,当然有人说这是中共特务在搅局,不可听信,但对付小小的特务们,我们又有办法么?答曰这是民主社会,不能乱来。大家看在眼里,气在心中,国际社会还愿给经费吗?国际社会怒其不争,愤而断援是可以理解的。
    如此恶性循环,经费就更加稀少,不少民运人士坐在办公室里开会,任特务们破坏,却无法采取行动,转而在电脑里发新闻,打骂战,或厚起脸皮出去化缘,有用吗?结果真正的民主人士,却一个个被中共毁掉,队伍越来越少,组织越来越乱,一个没有效果的民运,谁愿支持?我想谁也不愿多养闲人,换成是你自己,你愿意养哪些没用的人吗?
    有人说这是职责分工不同,扯蛋!过去革命,哪有一来就做新闻记者的?不是自己说了算!先要在一线经过战火洗礼,锤炼意志,要用行动证明自己的革命坚定性,才能配得上记者主编的角色。
    为什么会造成如此状况,就因为起了这么个好听的名字——“民运”——民主运动,反正在哪里都是运动:开会也是,内斗也是,骂战也是,抗议也是,联络也是,发新闻、写评论都是……反正不需要什么绩效考核,所以好混;而民主革命风险多大!不要掉脑袋吗?王炳章博士是不例子吗?所以有人坚决反对民主革命,宁愿搞这种不死不活的“民主运动”也不革命,并且堂而皇之地以民主革命遭到西方法律反对为由,名正言顺地死守“民运”山头。
    北非和西亚民主革命都正在走向成功,但是我们,却原地不动,甚至还在退化!我们为国内做过什么?有过什么帮助?有业绩吗?欧美人不是傻子,国内人更不是傻子,回答是否定的。
    中华民主进程的可悲现状,早已拒绝了混饭的民运。现在国内对海外“民运”越来越失望,越来越反感,我们还不能猛醒么?中华民主正义党大声疾呼:“民主运动”必须升级为“民主革命”!我们拒绝自己混饭,更拒绝打“民运”幌子来混饭!

2012年3月7日星期三

必须追查到底,揪出告密诱捕王炳章的黑手!(18)


王一鸣转载按语:林樵清忏悔了。但是,中华民主运动的损失却是极其惨痛的!长达十几年的倒王,没有中共内应的接力发动是不可能成功的,屡遭孤立的王炳章于2002年,率队悲壮出发,终于上演“英雄殉道”之民主革命悲剧。

作者杨天水穷追不舍,表示一定要揪出隐藏在民运内部诱捕王炳章们的各种黑手。杨天水与周勇军不同,杨天水则从王炳章案的外围进行了调查。

值得注意的是:接力追查此案的杨天水、周勇军几位先生竟先后被中共设局陷害,锒铛入狱,说明特务活动之猖獗,因为相关特务仍一直活跃在民主阵线,它们逍遥法外,并没有遭到清算。


(维基百科——杨天水1961年出生于江苏泗阳
原名杨同彦,1990年上半年,与一些同道人士,成立“中华民主联盟”
2006年5月16日,江苏省镇江市中级法院在丹徒区法庭,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杨天水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 编者按:王柄章被中共诱捕似乎已经事过境迁,海外“民运”们为了骗取“资源”已经不乏高喊“革命”之人;尤其是在美西,更上演了“临时政府”、“影子政府”两出闹剧,但却不见这些革命家们有什么具体的行动,他们甚至对揪出诱捕王炳章的黑手都不感兴趣。

下面是2011年85日以彭基磐名义在网上发表的署名杨天水写于二月十三日和十五日的一篇文章,该文再次呼吁人们注意渗入海外“民运”圈的共特黑手,同时又用边叙边批的方式展现了各种“民运”人物在辛灏年出资举行的“王炳章营救大会”上的可疑嘴脸。最让人想不通的是,这个所谓的营救大会,不但提不出任何营救措施,相反还枪毙了一篇要与会者共同行动从张琦的五万美元入手揪出诱捕黑手的倡议书。

至于文中提到的王炳章与朱利锋合谋爆炸中共驻泰国领事馆事件,人们当不会忘记,现在那个口口声声高喊“要革命、找彭明”的彭明,当时也在泰国,甚至住在同一幢楼内,但他却拒绝了朱利锋的合作要求。待到王炳章被泰国政府驱逐,朱力锋就神秘地消失了,再也没有哪位民运“革命家”愿意提朱利锋的事了。

海外可悲的“民运”圈,诸多是是非非令人捉摸不定,当然也不乏中共特务的黑手作祟。我们感谢这位署名杨天水的作者,他又勾起了人们对诱捕王柄章黑手的注意。


* “间谍罪”重过“恐怖罪”

二○○三年二月十日,“中国之春”杂志社、“中国民联”、“自民党”、“正义党”等海外民运组织的创办人王炳章,被中共深圳法院以“间谍罪”判处无期徒刑,以“组织、领导恐怖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中共“判决书”对于王炳章犯“间谍罪”的指控要点:

一九八二年底,台湾情报机关与王炳章取得联系,协商秘密合作事宜。一九八三年上半年,台湾情报机关派遣间谍到美国纽约,负责联络、指导王炳章进行间谍活动,并为王提供数千美元的间谍经费。

王炳章在一九八二年至一九九○年间,为台湾情报机关从事搜集、提供大陆军事资料、关系人名单等间谍活动。一九八七年上半年,王炳章通过梁超天(已判刑)非法获取了多份军事秘密资料,其中包括一份名叫“自卫反击战战例”的机密材料 ---- 这份材料由成都军区编写,至今仍属“机密”级内部档案。

一九八九年六月底前后,王炳章根据台湾情报部门的指示,安排李少民(已判刑)从美国到泰国,与台湾间谍曹某某见面,由曹对李少民进行考核,共同策划对解放军部队进行渗透和破坏活动。李少民为台湾当间谍长达七年之久,曾于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八年间,先后支付十万美元给“中间人”高瞻,用于收集有关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及两岸关系的资料,以及七十多篇大陆领导人对台工作谈话的内部文件,并将有关资料转交给台湾军情局。

二、“判决书”对于“组织、领导恐怖组织罪”的指控概要:

一九八九年后,王炳章以“贯中公司”为掩护与台湾军情局联系,并向其汇报情况,请求经费支持和工作指导,同时在中国境内外发展人员。王炳章在该恐怖组织下设有行动组,一九九八年,王炳章任命张林为“行动组组长”,派遣其回国,伺机采取行动;任命谢虹为“总司令部特种行动指挥部总指挥”。

自一九九六年起,王炳章以撰写、出版书籍、在网站上发表文章等形式,宣扬“暴力恐怖”主张,鼓动实施暗杀、绑架、爆炸及破坏机场、公路、桥梁,以及使用邮包炸药进行暗杀等恐怖行为,提出绑架对象和手段,同时,王炳章积极发展恐怖组织成员。

一九九八年一月,王炳章从珠海市非法入境,在广州、上海等地与范一平、冯冠辉、倪锦彬等人(已另案处理)会面,向他们宣扬“暴力恐怖”主张,。一九九八年王炳章透过互联网及电话的方式,与谢虹策划于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中国大陆五十年国庆大典上进行枪击和暗杀国家要员。一九九九年四月,王炳章将用于暗杀的两支“五六”式冲锋枪、两支“五四”式手枪,以及三百六十发供两种枪使用的子弹,在广东转交给了谢虹,但谢虹在转运往内地时被警方截获,使暗杀行动胎死腹中。

二○○一年一月至七月,王炳章先后两次到泰国,同朱利锋等多人策划对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实施爆炸袭击。同时,王炳章等人也专程到泰国北部地区考察,企图招揽遗留在泰北的原国民党部队后人,在当地设立“以暴力推翻中国大陆政府为主要目的”的恐怖组织。


* 究竟谁出卖了王炳章?

有人质疑,既然中共当局早就知道王炳章自一九八二年起便为台湾当间谍,那么为何不在一九九八年一月王非法入境被捕时就以“间谍罪”起诉他?

曾记否,一九九八年一月王炳章是以伪造的美国护照进入中共国的,当时中共误以为王是美国公民。而当王被捕后不久,美国驻北京大使也立即要求会见王炳章,提出严正交涉,从而促使中共当局立刻放人。

王炳章返回美国伊始,刘青、胡平、阮铭、胡安宁等十二人即在“世界日报”上联名谴责王炳章自恃“美国公民”身份,到中共国会见那些没有美国作靠山的异议人士,连累多人被捕。胡平等人还在记者会上,一再要求王炳章出示护照。当时,王因有难言苦衷,故搪塞回避。

次年,王炳章第二次持伪造的护照闯关,被中共海关人员挡住,并通知了美国政府。当王炳章返回美国後,美国国务院官员王的美国公民身份含糊其词。胡平等人抓住王炳章的护照问题穷追猛打,终于导致王的假“美国公民”身份败露,从而使他从此失去了象吴弘达、李少民、高瞻等人那样的“护身符”。

据分析,中共当局为何不在一九九八年一月王炳章非法入境被捕时以“间谍罪”论处,可能还有另外的原因:一、证据不足;二、放长线钓大鱼。从“行动组组长”张林入境不久便在广州被捕,到“总司令部特种行动指挥部总指挥”谢虹往内地转运枪支时被截获,从朱利锋因“预谋”爆炸中共驻泰大使馆而被捕,到王炳章在越南企图越境之前便遭“绑架”,诸多迹象显示,中共当局显然早就知悉王的计划,从而使王炳章的每一个步骤都“胎死腹中”。

究竟谁出卖了王炳章?只能有两种人:一、身边的“朋友”;二、所信赖的“上司”。此外,至少还有两人出卖了他:方圆和王希哲。

1.方圆的嘴脸

几名土匪在越南芒街“绑架”了王炳章、岳武等三人之后,曾打电话给王炳章的联络人方圆(在香港注册的中国工党主席),要其通知王炳章、岳武的家人出钱赎人,否则便“撕票”。熟料,方圆竟然一口拒绝,对土匪说:“你们要撕票就撕票吧,一分钱也没有。”后来,方圆又对土匪说:“王炳章是中共政府通缉的要人,也许中共会出钱买人质。”土匪拿不到钱,就与中共在芒街的办事处联系。接下来就是,中共派警狗过来扮作“绑匪”,演了一场“古庙绑架戏”,把王炳章等人挟持到广西防城港市,再由穿制服的警狗前来“解救”,随后对其收审、判刑。事后,这位方圆竟对其内部的人放风说:“当初以为中国政府会很快释放王炳章,想不到现在中国政府来真格的了。”

2.王希哲的小动作

王希哲在朱利锋被泰国政府逮捕后,在网上公布了他先前与朱利锋的一封密信,指明王炳章即“朱利锋的后台”。朱利锋企图爆炸中共驻泰国使馆前曾与王炳章及王希哲联系,希望得到财务支援。王炳章、潘国平、王希哲等人专程到曼谷,与朱利锋讨论详细计划。王炳章雪中送炭,当即给予朱利锋行动经费。然而,原本一贯主张“武装革命”的王希哲、潘国平,这时却一毛不拔,而吃喝乐的费都入账报销。

王希哲返回美国之后,给朱利锋写过一封回信,信中说:“我不支持民运走暴力道路。既然你和王炳章已经决定要炸中国领馆,我也不表异议。”朱利锋被捕后,始终没有把王炳章招出来,可是,王希哲却在这个时刻突然在网上公开了那封密信,从而迫使朱利锋向泰国警方承认经费来自王炳章。王炳章随之被驱逐出泰国,越南政府亦不肯给王炳章入境签证。如今,王炳章被中共政府以“阴谋爆炸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而定罪,王希哲难逃叛卖罪责。

* 王炳章因何挺而走险?

亲中共的纽约“侨报”,二月十二日刊登了记者林菁写的一篇报道,题为“社区人士谈王炳章”。其中,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原“中国之春”主编冯胜平所说的一番话令人回味。

冯胜平说:“我跟王炳章很熟,猜到他会走到这一步,这是海外民运格局所迫,并不是他的初衷。武装斗争在不同时期有不同涵义,现在可能会被理解为恐怖主义,我认为王炳章走错了一步。他可能不会真正把他的暴力主张付诸实施,因为如果他真的想做,他就不会说出来。

为什么王炳章主张走暴力的道路呢?主要原因是这条路还没人走,所以存在‘资源’,还有人支持他。他是被‘资源’所迫。”长期以来,“资源”一词在海外民运中成了“经费来源”的代名词。更具体地来说,“资源”即指能够提供大笔经费的美国和台湾的情报机构及基金会。“资源”既是民运各派登台唱戏的原动力,也是各派明争暗斗、相互诋毁的起因。

王炳章原先一家独大的“资源”早已被胡平、薛伟、于大海等人夺去;如今,“资源”主要在吴弘达、张尔平、刘青、薛伟、韩东方、何频、王丹、达瓦才让、林保华、阮铭、张伟国、迪里夏提、洪哲胜、易丹轩、魏京生、李强、陈一谘、连胜德、李洪宽、王军涛、辛灏年、伍凡、赖昌星、李世雄、张宏堡、彭明、王希哲、汪岷、阎庆新、黄慈萍等人手中,日渐没落的王炳章回天乏术。

资深新闻工作者莫利人对“侨报”说:“一九八八年‘民联’发生内斗,那次内斗被称为‘倒王’,王大权旁落。在失势之前,王并没有提到民运要采取暴力方式。事实上,在‘倒王’之后,他一直想东山再起,一些会议和活动,他经常不请自来。后来,王逐渐提出一些激进的口号和主张。王能说会道,出口成章,他多年为信仰不遗余力。” 海外民运“不成气候”的现状令王炳章痛心,“资源”的格局令王炳章不平。

胡平、刘青等人为了防止他卷土重来,处处怀有戒心,时时暗中设绊,甚至还派细作在他身边,离间、分化他的组织,围堵“资源”管道。王炳章除了挺而走险,别无它路,要不就得自甘淡出江湖。

* 被人用了“借刀杀人”计?

王炳章出事后,几乎所有的人都用了“诱捕”一词来形容中共警狗的这次抓人。事先知悉王炳章秘密行动计划者,都不能排除疑点。只要其中的任何一人暗中给中共当局打一通电话,发一个电子邮件,或者投一封匿名信,都足以致他于死地

中共审理的“间谍案”,都会被认为涉及其“国家机密”,所以深圳法院按照共产惯例,在审理王炳章案件时没有举行“公开听证,目的无非是要保护“告密者”,而不是要保护王案可能涉及到的某些“机密文件”。因为,“告密者”还在海外民运各组织、各派系之间频繁走动,作种种表演,跟中共国安部感兴趣的人亲热地打着交道,甚至被他们引为“哥们”、“知己”、“恩师”。有人四处放风说,凡是出现在王炳章“判决书”上的名字,很可能就是出卖他的人,这就未免太小看共产国安特务的智商了。中共处理这样一宗具有国际影响的案件,尤其是牵扯到海峡对岸情治系统的案件,中共国得司法当局自然要慎之再慎,尽量做到滴水不漏。很明显,那些在“判决书”上刻意回避的名字,反倒是最应引起台湾情报部门以及海外民运组织注意的。那些本来在王炳章案件的各个主要环节中无法抹去名字,如今突然不见了,这决非省略从简或者无意疏漏,而是必有缘故。

近年来,无论在台湾情治系统方面,还是在海外民运方面,勾心斗角的乱象一直困绕着主事者,所以不能排除有人处心积虑想借中共当局之手来除掉王炳章的可能性。几年前,有人曾经暗中向台湾政府写王炳章的“黑函”,并向美国司法部门“告发”他,甚至对CIA一口咬定王是“中共特务”。其下手之狠毒,手段之卑劣,非平常人所能。更何况,在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中,“共特”这顶帽子落在王炳章头上已经有十余年之久了。

当王炳章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消息传来,也是几家悲愤几家乐。海外民运方面竟然无法达成营救他的一致意向,而刘青、刘念春、陈破空、吕京花、韩晓蓉、储海蓝、胡安宁等人还以“王炳章案情况十分复杂、戏中有戏、许多事实是不清楚的”为由,拒绝参与签名,要做“中流抵柱”来加以抵制,实在令人跌破眼镜。

* “王炳章营救大会”上可疑人物的自我暴露

1.岳武先生在书面发言中,描写了他们三人在越南遭到绑架的经过,确定是中共特工雇佣越南匪徒对他们进行了绑架,而决不是中共特工自己亲自绑架的,也不是越南公安所为。岳武说:“把我和张琪以及其它几个人放出来,既证明中共司法公正、又证明中共的人权进步。是‘判’是‘放’?他们当然要选择后者,而放我们正是为了重判王炳章。”

---- 人们会问,除非你岳武是“中共特工”的同僚,否则你就不可能知道得那么确切。你连连赞许“中共司法公正”,言外之意是没有必要替王炳章喊冤。

2.方圆先生的书面发言强烈谴责了中共当局以卑劣的手段在中国境外绑架王炳章,但表示还是不能排除王炳章其实是闯关入境中共国遭到秘密逮捕的可能。方圆先生的书面发言最后谴责了一则谣传,该谣传说越南绑匪曾跟方圆通过电话索要赎金。

---- 然而,最先在网上发布王炳章遭绑架及绑匪索要赎金消息的人,正是这位方圆。现在他以“谣传”两字来搪塞,实乃“此地无银三百两”也。

3.林牧晨先生的书面发言表示要学习王炳章的“中国民主革命之路”,研究王炳章的推民主革命的设想,把中国的民主革命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但林牧晨又说,中国民主革命的原则性理念包括:中共颠覆了国民党的民主共和政府,复辟了专制,必须推倒,我们要主张和平非暴力方式,全程贯彻法治精神,坚决反对恐怖主义并根除暴力。

---- 问,你林牧晨为何在这种场合叫“坚决反对恐怖主义并根除暴力”?分明是影射王炳章,搞“恐怖主义”和“暴力”,而你所推崇的“法制精神”,又是哪家的法制,是中共的法制呢?还是审判共产邪恶的法制?

4.倪锦彬先生作为王炳章案的当事人,强烈谴责中共当局对王炳章的栽赃陷害,揭露了中共上海安全机关为了立功串通线人提供伪造事实的供词加害王炳章和他本人。倪锦彬说,由于在上海不象中共国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枪,所以中共指控王炳章唆使他买枪搞绑架简直是无稽之谈。

---- 请问上海真的“根本买不到枪”吗?要不要到码头上去弄几支给你看看?中共国的刑法一向都把“预谋”也当作为犯罪,对于王炳章来说,此乃“祸从口出”之故;但对于讲此话的倪锦彬先生而言,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5.潘国平先生首次公开表示,他就是二○○一年七月,继王炳章被泰国政府“礼送出境”之后的另一个人。潘国平先生针对传言“是他向朱利锋出了主意,要朱爆炸中共驻泰国领事馆,然后又去向中共安全机关汇报是王炳章在策划”,风趣地表示:“有人告诉我说,我这样做了会遭受上帝的惩罚,那么大家就看看上帝是否会惩罚我,就能证明一切了。我还要说一句,我宁肯遭到上帝的惩罚,也不会接受民运人士中间的那些人的惩罚 ---- 他们没有资格。”

---- 如果联系到潘国平在纽约贩卖的古董水货源源不断地来自大陆中共国,是“中共特工”瞎了眼呢,还是你潘国平一直在给他们作代销?把王炳章与朱利锋案搅在一起,除了你,谁都插不上手?你是文革造反派,无神论者,不信上帝惩罚,也不怕民运惩罚,十足的亡命徒,难怪你的魄力经常在赌场里大放异彩。

6.高平先生是王炳章这次离开美国之前提供王炳章在纽约临时住所的人。高平先生回忆说,他一九九八年至今因经商活动回国不下十次,每次回来都公开和王炳章等人有接触,回国也从来没有麻烦。高平先生说,他国内公司的办公地点就在上海高安路公安局的豪华公寓对面,该公寓住的都是公安处级以上的干部,他也经常去这个公寓见朋友,从来都没有感觉过危险。而且,他也没有想到,今后回国必须小心为妙。

---- 高平真是神通广大,黑红两道都在玩。谁能相信,高把王炳章送上飞机之后,没有打电话给“豪华公寓”里的“公安处级以上的干部”通风报信?

7.魏泉宝先生一九八八年同张林一起闯关回国被捕,被陷害“嫖妓”处以三年劳教。魏泉宝激动地指出:王炳章案中,中共竟然说张林是“行动组长”,说他九八年闯关回国是要执行王炳章派遣的绑架和暗杀任务,那么中共一九九八年为什么不这样起诉张林呢?由于张林被劳教释放之后没有被允许离开中共国,魏泉宝非常担心张林这次是否会遭受牵连而重新入狱。魏泉宝认为自己跟王炳章或张林相比是相当幸运的,他决心今后有机会再次闯关中国大陆。

---- 张林是“行动组长”,海外民运无人不晓。坐在你身后的薛伟也发笑,说你真能“面不改色”,往后须提防。为何你不肯回答,王炳章的判决书只提张林而不提你?张林的判决书上依然留着“嫖娼”恶名,中共而为了照顾你老婆面子,也真的领你的情,判决书上把你写得象处男,好让你拿回家哄夫人。

  8.蔡桂华先生从上海了解到,中共在判决王炳章先生之前对王炳章的“老朋友”丁楚先生进行了两个星期的“监视居住”,以搜集王炳章先生过去的证据。“世界日报”记者曾慧燕女士质疑说,丁楚不是王炳章的“老朋友”,丁楚曾经是中共广东省侨办的干部,出国之后成为王炳章的“朋友”进入“中国之春”工作,然后积极参与了一九八九年的“倒王事件”,王炳章公开指责丁楚是“中共特务”,后来美国一直没有批准丁楚绿卡,并且在美加边境逮捕了丁楚。丁楚于是回国经商,现在是中共国非常成功的商人。蔡桂华表示他出国的时间是二○○一年,对过去的情况不熟悉,无法发表意见,但他相信丁楚在海外民运的知识界、学术界依然有很多朋友信任他,并跟他合作得很好。

---- 这位蔡桂华真能钻,出国时间不长,连丁楚的圈子也钻上了。看来,往后民运各家的篱笆得加把锁了。

  9.易改先生在发言呼吁海外民运团结一致,这是对王炳章先生的最好响应,是对中共企图利用重判王炳章来打压和吓唬海外民运人士的最有力的抗议。易改先生并指出,现在海外民运各自为阵,不利于大家相互了解、不利于把各种思想、看法、策略、计划集中到一个地方进行交流,这样民运的力量太分散了。

---- 别说空话,你易改先跟老乡唐柏桥“团结”试试。刘青、胡安宁、林樵清巴不得王炳章被乱棍打死呢!更何况,你自己都同你在中发联的老搭档彭明闹嘣了,至今还戴着个派遣特务帽子拿不掉,你的“团结一致”是否可以理解为方便中共全歼“民运”?

10.大陆民运人士孙云先生代表纽约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作了本次抗议大会最后的发言。孙云先生指出,我们海外民运应该响应王炳章的号召,推翻中共非法政权,“重建中华民国”。孙云先生说:“重建中华民国是在中国大陆重新树立起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大旗,用民主的民族主义推翻专制的共产党专制政权。而完成这项光荣历史使命,不能依靠今天的国民党,而是要依靠我们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人士”。孙云先生倡议组建“新中国国民党”,主席台上立即出现了响亮的掌声。

---- 让海外民运人士都参加“国民党”,是王希哲的别有用心发明,你孙云要组建“新中国国民党”,是不是想在海外再弄出一个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帮中共实现它至今无法达成的共产“统一”美梦。

会议结束之前,傅申平先生带领全体与会者为王炳章的平安祈祷。当傅申平得知与会者唐婕女士受洗成为基督徒之后发问说:“你不是说你不信神吗?”唐婕女士回答得很风趣:“你怎么会这样问我?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不可能对另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人这样发问,好像耶稣是你家的似的”。这段对话,让站在一旁的熊焱牧师看得直摇头。

---- 假基督徒作起恶来,比真魔鬼还可怕,远志明还敢在法国难民营里强奸朋友的老婆呢!唐婕话中有话,一箭双雕,让两个假基督徒当场现形。

大会最后宣布了预先起草的决议,由从华盛顿专程赶来参加会议的周勇军先生宣读,该决议指出:“我们也要昭告天下:中共当局企图以严判王炳章来消解中国的民主运动,其结果将是适得其反,将会唤起中国民主运动的新高潮。”周勇军读完决议开始向所有与会者每人分发一只鸡蛋,由赵品潞带头向主席台左侧的江泽民的漫画投掷了鸡蛋,以表达民运人士对中共重判王炳章的愤怒。

---- 小周,王希哲单凭这一点就能把打成“共特”——砸鸡蛋就算与中共“不共戴天”了吗?他一样会说你跟中领馆勾勾搭搭

由于投掷鸡蛋的活动引起了与会者的兴奋,魏泉宝大声请求与会者为王炳章营救委员会捐款,以保持长期活动并设立办公室,但却没有人理会。

傅申奇先生会后告诉与会者,从王炳章被中共绑架重判这件事情来看,目前海外民运人士的生命安全都十分危险,傅申奇提醒大家最好都能购买人寿储蓄保险,并且派发了傅申奇在大都会保险公司担任人寿保险经纪人的卡片。


---- “设立办公室”有什么用?叫刘青让出一张办公桌来不就成了?免得钱到了你手里去找野鸡,连老婆也染上梅毒。还有,你们请傅申奇先讲清楚,他白拿了那些没有社会安全卡的朋友的保险金,就不怕折自己的寿吗?

中华评述八月五日摘编自网络论坛

从一张张神秘的魔网看王炳章博士的殉道(16)



中华正义自救联军:王一鸣


共寇集团为了有效扼杀中华民主进程,在国际和国内精心编制了三套反人民的特务网。这三套魔网的网口相互对接,但他们阶段性分工和功能也各不相同。

第一套魔网是专门针对国内人民个体的,以国保特务为网口的迫害网,此网构造比较简单,各结点基本是线人和打手;但是出现了大规模的群体暴动则主要依赖数量庞大的武警。我们不妨称之为国保魔网。这个网有一定的弹性,根据人民反抗程度和性质不同,有不同的迫害手段:喝茶,骚扰、破坏、殴打、拘留、判刑等等。


第二套魔网则是以总参谋部为网口,网络结点遍布各国,是非常神秘的反民主暴动的恐怖组织,主要针对海外民革武装活动。我们称之为总参魔网。此网没多大弹性,一般不出手,一出手就要达到捕获目标的目的,绑架和暗杀都其常见手段。


第三套魔网则是以收买的占据海外民运大老地位的叛变者和中共海外特工为网口,各网络结点上分布着帮闲,收买的民主分支机构,生活窘迫的难民。我们称之为海外反民主特务魔网。此网的特点就是收买、告密、破坏、殴打、诱捕,文武兼备,它是中共精心编制的一张最为复杂的魔网。


第一,二套魔网我们基本清楚,但第三张魔网的破坏力最强,它能诱导海外民运走上腐化堕落,截断海内外民主组织的联络,并清除坚定的民主人士。所以我们不得不重点说说。

稍有头脑的人都看得出来,海外反民主网口上的伪民运大佬因为自己的腐化堕落行为,被中共特务侦察获悉、并以威逼利诱的方式率先收买,效力于中共反革命破坏活动,现在伪民运大佬有房有车、有钱有生意,玩女人更贪婪,它们越堕落,中共越高兴,表明反革命统战成功实施,这些叛变的头领在海外财力比真正的民主领袖强得多,因此它们能有效地执行上级旨意,收买民主人士。

叛变的民主大佬负责对付民主革命领袖,并收罗党羽将民主阵营搅得乱七八糟,对剩下的坚定的革命领袖,则进行污蔑、缠讼、搞得你声名扫地,否则就对你进行恐吓和诱捕,因为这三张网是贯通的,叛变的大佬们潜伏在民主阵营中,担任着各种要职,与民主领袖经常交往,还有各种聚会,他们会将收集到的这些信息传递到总参魔网和国保魔网,随时配合执行围剿行动。

海外反民主特务魔网中的帮闲则专门负责收集情报,并诱劝流亡国外的民主志士;打手们则利用民主招牌进行骚扰破坏和暴力活动,对境外难民和民运人士实施遣散和瓦解,并给予必要的帮助,目的是让他们在生活中自闭,以免形成抗议集会而造成国际政治影响。

中华民主革命领袖王炳章博士,先是被海外反民主特务网排挤、孤立、隔离于民主阵营之外,然后王炳章博士的民主革命活动和行踪被海外特务网围住,并通报到第二张网,由第二张总参特务网实施诱捕,交给第一张国保特务网实施残害。

英雄王炳章不可能不知道这些特务魔网,但是有多少人能理解王炳章博士的殉道精神?中华民族要奔向民主,不能缺乏上帝使者耶稣,共和之父孙中山和台湾摩西李登辉,中华民族要诞生自己的伟大殉道者,呼唤领袖来带领众人走出红海,有多少人愿意勇闯这三张网,被中共钉在十字架上呢?光“革命”二字就让大多数民运软骨谈虎色变,他们以西方法律为借口纷纷逃避,更别提行动!

现在王炳章博士这把正义的圣剑正被中共魔网毁灭着,但他仍在中共的反革命罗网中闪耀着正义的光辉!中华民主正义党不指望所有的志士都能像王炳章博士一样,成为正义圣剑,但我们能做的就是成为一把把正义的铁剪,剪断中共那一张张魔网!我们每一位更能成为一名渔夫,织就正义之网,网住中共匪帮,将其装进魔瓶,沉入海底,令中共匪帮永世不得为害人间!

营救王炳章亦是拯救中华(17)



营救王炳章全球行动签名网址:http://www.wangbingzhang.us/forum/wbz/messages/1715.html 
    王忠效 2004年7月4日 (注:转载整理)
   
    中国人缺什么?缺金钱、缺财富?缺乏95%以上纯粹为垃圾和自欺的科学论文?中国人的自私、贪婪、以及对公义与公益的冷漠、道德行为上的欺诈和堕落,兴许有助于芸芸众生猎取财富并取得不被世人尊重的“成就”。这种猥琐的人群,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国外,只要稍为留意就能发现!其实中国人缺良心比缺金钱更严重、我们更奇缺的是铁骨铮铮的脊梁!

    共党因为残暴自利,它不要我们有良知,并想尽一切办法在中国消灭良知。只有这样,面对数以十亿计自私懦弱、贪生苟且的一族,它们的统治才可能万寿无疆。
    对于这样的生存环境,许多中国人应该是自然地心生厌恶的。然而,面对共党豺狼当道,绝大多数有自觉意识的人选择放弃,选择逃避,选择沉沦,甚至选择同流合污。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大陆贪污腐败充满每一个角落,男盗女娼兴盛、乃至时髦,学子们死活都要往外逃,逃出来的绝大多数厚颜无耻也要赖下去,而官员们不惜一切手段都要将儿孙弄到海外……在他们的心里,表面虚旺的经济数字背后的中国,已经是一艘千疮百孔、沉沦中的大船!
    然而,在国外我们中国人有没有尊严?人们不考虑,不想知道,或者干脆麻木自欺!实际上,我们不可能有尊严,除了表面冷漠的、几分之一秒的礼节性见面敷衍,没有人从内心尊重我们——不在乎你的收入比原居民高,不在乎你的房子来得大,不在乎你的车子是否豪华,也不在乎你的垃圾论文数量上如何了得。
    人的尊严从哪里来?中国大陆人已经不知道,或装着不知道。答案很简单,你的尊严来自你的公义、你的社会担当、以及由此从内心自然散发出的自重和自尊。如果大群大群受过高等教育、并以此为资本的人只是为了纯粹低级的物质生存,放弃建设自己的原居地,而一窝蜂、不择一切手段进入、并屈辱地赖在他人的国度,而且行为上一如既往的自私冷漠,并因此自我隔离,那么,除了自怜之外,凭什么指望获得他人的尊重?
    我们没有理由不自责——因为我们大多数同胞做了共产党的奴隶、正为生活奔波,因为我们的许多同胞来到国外无论多少年,精神上仍然主动、被动地做着共产党的奴隶、乃至帮凶。人们自私、冷漠、苟且,以至数万人沦落到集体吃人血馒头、反过来更对被砍头者冷嘲热讽、妄加谩骂!
    任何有血性的人都应该认识到:幸福和光明靠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创造(这也是对人类负责);放任共党祸害中国五十年,是我们前人的罪恶,也是我们自己的罪恶。只有铲除共产党,迎来自由民主的中国,我们才有做人的尊严。
    让我们还有一丝自豪和欣慰的是,我们中并不全然满足于做奴隶、做猪民,因为虽然太少太少,但毕竟还是有人苦苦追求做一个高贵的人,做一个对社会、对种族、对历史有担当的人。盘点历史,我们为79民主墙骄傲,我们为64骄傲,我们为有王实味、林昭、张志新、遇罗克、王申酉们感到骄傲,我们更为有王炳章而骄傲,为所有因救国救民而在中共巴士底狱,已经或正在遭受磨难的一切仁人志士们骄傲。没有他们,我不知道世人会怎样评判我们这个族群。但我深信:同贪生怕死、自私成性、没有公义的人群在一起,自觉什么颜面大白天走在街上,我绝对不要苟活——因为上帝给了我们做人的且不能出让的尊严,而苟活则是对尊严的亵渎,也是对上帝的背叛!
    因此,让我们大家奋力救助王炳章,救助所有还在、或将要进入中共巴士底狱的政治犯和良心犯们!他们是人,因此,他们像你我一样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人性弱点。但是,他们更是中国难得的英雄、脊梁和良心!救助他们,不仅是拯救中国,也是一切不愿做奴隶和猪民的人对自身拯救。
    救助民族英雄,我们义不容辞!

2012年3月4日星期日

清晨流下了父亲过世15年后的一滴眼泪……

   
   王一鸣 2012.3.4
 
    清晨流下了父亲过世15年后的一滴眼泪……
    这眼泪,记得曾在父亲去世的时候掉过。哭他在培养我读书后,我却没带给他一天安心;他愤世我反共,父亲你能怪我么?我听了你的,毕业没留校任教,搞实业救国。可是大厦将倾我一个人救得了么?终于,我还是弃职而去,你非常无奈。知道我做了民企高管后,你才稍感安慰……

    我一直孤身一人,你怪我没能做出表率,兄弟俩竟过三十都不成婚。你烦而吸烟,由一天一包变成二包、三包……你得了肺癌,我倾尽了积蓄,也没能挽救你的生命。因为你走时才54岁,我哭了……
    父亲你不知道,我早就义无反顾地坚定转向了民主革命的道路,所以你不可能感到安心,我还告诉你:到现在我也还是单身,因为这条路,我现在还得孤独地前行……
    我记得,小时候我是不哭的孩子,任凭你怎么体罚我,哪怕曾打断了扁担,棍子抽出片片血痕,我也不哭;我还记得,只因左邻右舍为饥馑闹翻时,我红过眼睛;在上中学时,一次次接过你那皱皱巴巴的零钱凑集的生活费后,我曾红过眼睛……
    我记得,你病倒,为救你,我的公司不得不关门。你死后,97年二弟终于要完婚了,我那时潦倒,无力资助,为凑足婚礼费,不得不在他乡蹬起人力车,遭遇歹人被打成“熊猫”。弟后来知道了,全家抱头大哭,我极力否认,轻松出门,谁叫我是长子呢?我生性就不会哭。
    在福建,我被法官和律师联手坑过,我一直战斗,没掉过一滴眼泪;在浙江,我多次被特务狗仔群殴,没掉过一滴眼泪;被牢头合伙整过,没掉过一滴眼泪;被监狱长付铮砸过、铐过,没掉过一滴眼泪;被特务连续2年破坏工作,又被砸掉生意,更没掉过一滴眼泪……因为我总在用胜利冲洗伤痛,我的生命不容屈服。
    前几天,中共特务封了我的银行存款,我一天仅吃一顿——5元人民币,而这顿饭,还是由一位以开摩托为生的流浪的泰国华人资助的,我也没掉眼泪……
    以前联络的网友,听到我存款被黑的消息,这几天也纷纷失联,其实网友们不必回避,我从不轻易向处境同样艰难的朋友开口。尽管房租也即将要到期了,无力续付,但我这个人,一向刚强,即使没钱,也没感觉差钱,更没有举债的习惯。哪怕暂时挨饿睡马路,也自信能渡过难关,因为我随身带有帐篷,而且比常人意志更强。
    今天一整天,我也没打算吃饭,已经不能再麻烦那位好心的夫车了。晚上八点,也没想过会吃到今天唯一的一顿快餐——还是五元,这也多亏泰国华人林先生从网上看到消息,及时予以了4000元资助。远在美国的老乡穆文斌和泰国难民李志友今天也致电慰问,我在此向他们深表谢意!
    然而清晨我还是流下了父亲逝世15年后的一滴眼泪……
    这眼泪竟因我同胞兄弟而流,在兄长多难的时期,二弟先以母亲瞻养为由,后借口伯父去世,再推说汽车罢工无法进城,不愿汇款。而我给母亲的钱,大部分都是我平时留给她用的,二弟还威胁与我断绝兄弟关系!兄弟情分,竟为金钱所断!我从不惧任何威胁,当即斩钉截铁:“想断你就断!但不论从哪方面来讲,我并不欠你的!”
    我不怕死,但我掉泪了……
    我有什么不对吗?难道就因为我反共民主,没能资助你建房子做生意?我帮你的还少吗?是我不想帮你吗?我多次向你强调:我选择的不仅是没钱途的事业,而且还是会付出生命的大业,你反对无效,阻止徒劳,我不会停下来赚钱讨谁欢心!
    我虽从小省吃俭用,但我能付费将素不相识的被车撞翻的路人送医救治,能为求助的残疾人捐出舍不得花的钱,我能为流浪者捐助饭钱,我能为深圳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发压岁钱,我能给怀着梦想的歌手捐出一份鼓励,我不太计较借出的钱能不能偿还……我既如此,作为兄长,还能亏待你吗?我又亏待过你吗?你我都是40多岁成年人,我们都有自己的人生,你有什么资格怨恨我?关键时刻卡我的脖子?难道我给母亲存的这些钱现在视为你的吗?我不临时周转一下吗?
    我恨万恶的中共匪帮!它能使父母、兄弟、骨肉相残,它能使亲戚朋友熟人反目成仇,它能让大部分人成为冷血动物!它能让人间一切美好的情感空前绝后地功利化!
    我虽不定期留给母亲一些生活费,但母亲明说了:舍不得用,都尽量为弟攒着。我也当即表示:“您爱怎么处理我都没意见!而且您也是为了这个家,我只是尽了自己的孝心,谁叫我是长子呢!”我想我能献身民主,还能不接济兄妹么?而且这些年为了民主,我也常常自责没有尽到长兄之责。
    然而我回家相聚时发生过的不愉快处境,多次让我想到了舜。尽管舜很孝顺,舜的父兄们却一直为难他,但舜并不在意,我也时常以舜劝慰自己:孤奋更能成才。
    再多的艰难也都挺过来了,这些算得了什么!不,前面还有更险恶的阵式等着我,容不得出神,起锚!……

张志新惨遭强暴凌迟割喉兽刑昭示:毛共不灭天理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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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志新(1930年12月5日-1975年4月4日),女,天津人,因在文化大革命中批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极左而成为著名的持异议人士[1]。她的监禁生涯从1969年到1975年一共持续了六年,直至被残酷处死[2]。她后被中共平反,并被追认为烈士。
   张志新并不是反共人士,相反,她是忠实的共产党员。她认为毛泽东违背了(她所理解的)马列主义。在监狱中,她仍然坚持自己是共产党员,这也就是她被追认为烈士的原因。[3]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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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生平
   2 言论观点
   2.1 部分言论
   3 对张志新的争议性研究
   3.1 强暴说
   3.2 婚外情说
   4 注释与参考文献
   5 外部链接
 
   [编辑]生平
   张志新出生于天津的一个大学音乐教师家庭,父亲曾参加过辛亥革命。
   1950年于天津市第一女子中学(现天津市海河中学)毕业,到天津师范学院教育系学习。朝鲜战争爆发后,她正在河北师范学院读书。张志新响应中共“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军事干部学校学习。
   1950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时认识后来的丈夫曾真。1951年1月,部队急需俄语翻译,张志新被从部队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俄语。
   1952年提前毕业,在该校俄语系资料室工作。那时,曾真任人大哲学系团委书记。1955年国庆,他们喜结连理。195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他们夫妻同时被调往沈阳工作,均为中共辽宁省委机关干部。他们育有两子女。张志新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时,女儿曾林林12岁,儿子曾彤彤3岁。
   1969年9月18日,张志新因反革命罪名被捕。之后张志新写下遗书,准备自杀。被发现后,严加监视,并召开批斗会,批判她“以死向党示威对抗运动”。法院下达的离婚判决书送到监狱,张志新平静地说:“离不离婚,对我来说已没有什么意义了。” [4]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谢越1979年接受陈禹山采访时回忆:省高院军管会把张志新案首先给一处副处长高振忠审。高振忠认为“毛主席指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张志新是动口不动手的,不搞破坏的。在组织会议上,党员在党的会议上发表自己的看法,构成犯罪吗?要判张志新劳改。”他考虑判两年以上有期徒刑,经研究得到认可,誊抄审判意见稿时把刑期改为15年。但是张志新在关押期间谩骂监狱长。喊出“打倒毛泽东”的反动口号。此事惊动了辽宁省最高负责人、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陈发话:“留个活口,当反面教员,不杀为好”。于是改判张志新无期徒刑,投入沈阳监狱强迫劳动改造。1973年11月16日,犯人参加一次批林批孔大会,报告人批判林彪推行“极右路线”时,此时精神已失常的张志新站起来喊:“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 因此被认定“仍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在劳改当中又构成重新犯罪”,被提请加刑,判处死刑,立即执行。1975年2月26日,中共辽宁省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审批张志新案件。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毛远新等17人。会上,蔡文林作了《关于现行反革命犯张志新的案情报告》。会议中毛远新发表了他的意见说,“在服刑期间,这么嚣张,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杀了算了。”
   1975年2月27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遵照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给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文件:“你院报省审批的张志新现行反革命一案,于1975年2月26日经省委批准处张犯死刑,立即执行。希遵照执行,并将执行情况报给我们。”
   3月6日,监狱有人提出,张志新“是否精神失常”的问题,并向上级报告。3月19日,上级批示:“洪××同志不考虑,她的假象,本质不变,仍按省委批示执行。”张志新在行刑前经过多日“小号”(一种只能坐,不能躺卧的特小牢笼)的折磨,已经被逼疯,用馒头沾着经血吃,坐在大小便里。
   张志新于1975年4月4日在沈阳市东陵区大洼刑场被执行死刑。另外一名表达赞同张志新言论的党员被判处18年监禁。
   1979年3月,中共辽宁省委(时任仲夷为第一书记)为她平反,并追认为烈士。[5]
   [编辑]言论观点
   [编辑]部分言论
   过去十年,有人看我们现在和党的领袖的关系,就像我们现在看以前的人信神信鬼一样可笑,像神话一样不可理解。无论谁都不能例外,不能把个人凌驾于党之上。对谁也不能搞个人崇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中,毛主席也有错误……[6]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以来,及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前的各个历史阶段中,毛主席坚持了正确路线。尤其是,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树立了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毛主席在党的历史发展中的丰功伟绩是不容否定的。但我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中,毛主席也有错误。集中表现于大跃进以来,不能遵照客观规律,在一些问题上超越了客观条件和可能,只强调了不断革命论,而忽视了革命发展阶段论,使得革命和建设出现了问题、缺点和错误。集中反映在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些问题上,也就是三面红旗的问题上。”
   对“三忠于”、跳“忠字舞”,她说:“过去封建社会讲忠,现在搞这个干什么!搞这玩意干什么!再过几十年的人看我们现在和党的领袖的关系,就像我们现在看从前的人信神信鬼一样不可理解。”“无论谁都不能例外,不能把个人凌驾于党之上。”“对谁也不能搞个人崇拜。”[7]
   [编辑]对张志新的争议性研究
   [编辑]强暴说
   据称,张在监狱时曾受到非人虐待甚至强暴。[3] 1969年9月24日,张志新被捕入狱,先判处无期徒刑,后改判死刑。在狱中被背着18斤背铐,拖着脚镣,多次被打,头发几乎被拔光;又被人强奸、轮奸无数次;在一个仅能坐立的小牢笼里精神崩溃。在临刑前的1975年4月4日上午10时12分,被几个大汉按倒在地,在颈背垫上一块砖头,不麻醉不消毒,用普通刀子割断喉管。她在痛苦中咬断了自己的舌头。一个女管教员同时惨叫一声,昏厥在地。
   [编辑]婚外情说
   有言论表示,张之所以在狱中做出反常言论,自杀前的家书中还称“毛主席万岁”,到后来“油炸毛泽东”,是由她多次与文艺界以及党校教员婚外情甚至有私生子引起,在狱中内疚只想自杀。甚至从张志新档案中的家书中对丈夫忏悔“十几年我对你没疼没爱,犯过的错误已结束了”。

倒王多年之后,来自林樵清的一丝忏悔(王炳章15)




    引言:林樵清叹道:海外民运的悲剧之一——最致命的敌人往往就是“自己人”……有些人,以前被我误伤的,回过头来想想,他们其实是好人。
   
    王一鸣感言:林樵清终于轻轻地忏悔了。但是,中华民主运动的损失却是极其惨痛的!长达十几年的倒王,没有中共内应的接力发动是不可能成功的,屡遭孤立的王炳章于2002年,率队悲壮出发,终于上演“英雄赴难”之民主革命悲剧。

 
   
   原题:海外民运,最致命的敌人往往就是“自己人”

 
   贝壳村《清思的日记》转载[ 林樵清访谈录 ] 2007年11月14日 http://my.backchina.com/space-239174-do-blog-id-11044.html
 
    (编者按:林樵清是海外民运最知名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中国自由民主党”、“民联阵-自民党”和“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的主要创办者和领导人,同时,他也是台湾“军情局”、“情报局”最有才干的特派员之一,监控操纵海外民运组织达十六年之久。他是海外第一次倒王运动的主要操控者)
    陈白:台湾政局的变化对海外民运的影响也很大。民进党上台后,魏京生在台湾那边遭到冷落,而王丹、曹长青却很走运,得到大笔经费资助。你是怎么看的?
    林樵清:魏京生失宠是必然的。虽然他也支持台独,甚至说“山东也可以独立”,但是,他过于狂妄自大,没有信用,实在很难进行合作。我们辛辛苦苦为“联席会议”筹款,可是,经费拨来之后一下子全被他拿走了。有了钱,他就把我们踢开,去找黄慈萍同居。
    陈白:据说魏京生在海外民运圈里已经没有人缘,而台湾“国安局”对他的评语是“缺乏做事能力”,只有“文宣”价值。
    林樵清:凡是他看不顺眼的,都被他说成是“共产党特务”,比如徐文立、王希哲、鲍戈、王军涛、王丹,还有我。到后来,他还大骂薛伟、倪育贤、齐墨是“台湾狗特务”。黄慈萍现在的日子也不好过,经常哭得两眼红肿。
    陈白: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一直不给魏京生拨发经费,现在又把王丹、王军涛的《新闻自由导报》的经费停了,是怎么回事?
    林樵清:魏京生的组织(“海外民运联席会议”)过于政治化,美国不便公开支持。《新闻自由导报》的经费被砍,则可能是因为王丹、王军涛在台湾“国安局”那里设有“二王专案”项目,其背景牵涉敏感的情报部门。
    陈白:王丹、王军涛声称《新闻自由导报》是“六四”以后一百多位中国新闻工作者在美国所创立的追求民主自由理想的活动平台,美国方面不应该为省钱而停止资助。
    林樵清:停发经费一事跟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节省开支没有关系。近年来NED经费总额增幅加大,而他们本来拨给《新闻自由导报》才几万美元,仅够吴仁华(编辑)一人的工资。当然,所谓“一百多位新闻工作者”明显是假的,他们总共不过几个人而已。
    陈白:吴弘达的“劳改基金会”和“中国观察”网站,以及刘青、谭竞嫦的“中国人权”理事会和《华夏电子报》,每年都获得NED数十万美元的经费,两者反差实在太大了。
    林樵清:NED主管人员在审核海外民运人士申请资助的项目时,往往会向吴弘达、刘青了解他们的情况。吴和刘不愿意看到别人拿到钱,于是从中作梗,搞一些小动作。“中国发展联合会”和《大参考》电子报本来很有希望获得资助,结果都被刘青和吴弘达破坏了。
    陈白:据说刘青、吴弘达早就与魏京生、王丹闹翻了,在双方的较量过程当中,魏京生和王丹都处于下风,刘青和吴弘达最终赢了这场“资源”争夺战。
    林樵清:民运分子最大的悲哀就是“自己人”往往正是最致命的敌人。《中国之春》曾经拥有台湾来的大笔秘密经费,被徐邦泰、伍凡霸占着,不按章程交出来,还策动分裂组织。后来伍凡、王德耀与徐邦泰闹翻,揪出徐的贪污问题。台湾怕引火烧身,索性断了资助。
    陈白:台湾切断经费,造成他们撑不下去,只好被迫接受台方要求调整人事的方案,随后再继续发放经费,这其实也是台湾方面解决海外民运纷争的措施之一。
    林樵清:是的。民进党政府正是通过这样的方法,将他们所支持的张伟国和王丹分别扶上了《中国之春》和《北京之春》“社长”宝座。目前,台湾扶植的三个重点项目是:薛伟和王丹的《北京之春》、谭竞嫦和胡平的“中国人权”、王军涛和陈破空的“宪政之友”。
    陈白:在美国,法轮功和“藏独”的势力远远超过海外民运,而法轮功发起“退党”活动,大有取代海外民运之势,台湾方面肯定也会倚重法轮功,为他们设立相应的资助项目。
    林樵清:海外民运人数不多,全球加起来才一百来人,而党派和团体竟有四、五十个之多。每当他们相互攻击时,总是说对方是“中共特务”,令台湾非常头疼。法轮功没有这样的麻烦事。唐柏桥很聪明,抢在薛伟、刘青之前与法轮功合作,难怪刘青要让倪育贤、陈破空去对付他。
    陈白:说到底,民运内部每次吵架都是为了争“资源”。只有显示自己是“主流”,别人是“非主流”,这样才能够得到经费资助,才能够保护既得利益。
    林樵清:刘青是这方面的高手。他把魏泉宝安插在“正义党”里,把陈破空安插在魏京生身边,把唐柏桥安插在王丹那里,后来又把陈破空安插在彭明那里,安插到王军涛和王丹那里,目的都是为了探听消息和挑拨离间,最后设法让他们全都玩完,落光羽毛不如鸡。
    陈白:徐水良把民运分为“流氓民运”、“正派民运”、“特务民运”、“主流民运”,并且说海外民运各组织已经被中共所领导,一半以上的人都是“共特”,是否言过其实?
    林樵清:先把别人说成特务,那么自己肯定就不是特务了;先把别人说成是流氓,那么自己肯定就很正派了;既然别人都有问题,那么自己便是民运的“主流”或“核心层”了。徐水良的逻辑大概就是这样的吧。当然,徐水良主要还是受了刘青、薛伟的利用。
    陈白:借徐水良的那张脏嘴去诋毁众多知名人物,是刘青、薛伟的高招。有时候刘青还利用陈破空,薛伟还利用张菁,去诽谤、诬蔑他人。可见民运“这潭浑水不好趟”。
    林樵清:其实刘青、薛伟从来就没有把徐水良当“朋友”看。徐当了“民联”的“主席”,而且还是“民运理论家”,却进不了“北春”的班子,即使在“机关刊物”挂个名也不许;此外,“中国人权”和“公民议政”都不许他进。凡是薪水高的、可出名的都没他的份。
    陈白:徐水良还说《世界日报》是中共的喉舌,往往它捧谁,谁就一定有问题,它贬谁,谁就是“真朋友”。他一再指责《世界日报》报道鲍戈、谢万军、“正义党”消息。
    林樵清:徐是民运代表人物,不料他到美国的消息,《世界日报》只在次要的版面作简短报道。相反鲍戈老母去美国,《世界日报》却重复报道,先是报道她获得护照,后来曾慧燕又写长篇报道说鲍母即将来美,最后又刊登了鲍母在机场与儿子拥抱的彩色大照片及报道。
    陈白:我不太相信《世界日报》是“中共的喉舌”。当年,台湾李登辉政府资助王若望召开“民联”、“民阵”合并大会的八万美元,就是通过《世界日报》报社分两次拨发的。
    林樵清:曾慧燕报道鲍戈祝贺北京申办奥运成功时,用了大篇幅和大标题,而把魏京生、吴弘达及“学自联”反对申奥的消息,只作了插叙,一笔带过。不过,我想《世界日报》这样处理自有他们的道理,新闻是他们的专业。曾慧燕总不会是“中共特务”吧。
    陈白:唐柏桥也在《大纪元时报》上说《世界日报》“亲共”。这使我想起以前徐邦泰的一句话----“没有世界日报,就没有海外民运。海外民运实际上是‘世界日报民运’。”
    林樵清:《大纪元》当然巴不得借唐柏桥之口去攻击《世界日报》。但是民运人士这样做,其结果是以后很难得到许多中立媒体的同情。刘青、张伟国、胡平、林保华、张先樑是《大纪元》的编委、顾问、专栏作家,他们为什么不亲自出头?得罪《世界日报》没好处。
    陈白:徐文立出来后搞了个“民主党流亡党部”和“中国民主政党联盟”,好像也没有做出什么富有成效的事情来,也没有能够整合海外的“中国民主党”。
    林樵清:要从台湾搞到钱,先得建一个组织,立一个项目。徐为了争得资源,明知道薛伟是台湾“军情局”特工,却仍把“政党联盟”的实际控制权交给薛,是很不道德的,等于出卖了“联盟”。薛伟主要是想通过“联盟”来抵消魏京生的“联席会议”,与徐一拍即合。
    陈白:照常理说,薛伟目前应该着重扶持王丹,怎么跑去徐文立那边?当初徐文立、王有才、秦永敏在中国被判刑,他的《北春》美国版却拒绝在封面上刊登他们的像片。
    林樵清:薛伟和刘青其实都不愿看到王丹扩展影响,担心被他夺去资源。王丹乱搞同性恋的内幕,其实就是他们抛给台湾《TVBS》周刊的。手法如同当初刘青搞臭魏京生一样----刘把有关魏的负面消息抛给《华尔街日报》记者,结果魏被世人看作是一个精神病人。
    陈白:您是支持魏京生组建“海外民运联席会议”的,而且,据说以前您和魏京生的妹妹魏玲合作得很默契,现在你们之间还有来往吗?
    林樵清:海外民运的风波使我寒心,我已决定彻底隐退,安享晚年。有些人,以前我把他们当朋友,可是他们却在背后捅刀子;有些人,以前被我误伤的,回过头来想想,他们其实是好人。魏玲与尉小鹏比较亲近,本来,我们只是工作关系而已。

致中共无期囚徒王炳章博士公开信(营救王炳章14)



作者:辛灏年(注:文中自救联军有插入注解)
王炳章博士:
  此时此刻,我不想向你致以任何世俗的问候。我深知,对于一个身陷“巴士底狱”的正义者和不幸者,对于一个早已不害怕将牢底坐穿的民主革命家来说,你不需要这个。因为你不会崩垮的意志,从未中断的追求,已经使你无需再汲取任何世俗的力量,来面对那个酷似欧洲中世纪教权统治的“北京洋教政权”了。仅仅是在几天前,你面对“邪教审判”,曾高声呼喊“中国的民主一定能够胜利”,亦已证明我对你认知的正确。
  然而,我却要给你写下这一封信。我要告诉你,当你被当代、甚至是历史上最黑暗的统治机器判处终身监禁的消息传来时,当全世界正派的华人,都不得不陷入愤怒或痛惜之中的时候,在纽约“抗议中共陷害王炳章博士”的大会上,我,一个根本不是民运人士的文化人,你的一个最普通的朋友,一个熟人,究竟为你说了些什么?
  我要告诉你的是,我几乎是含着眼泪,向着你稀少的战友,众多支持你的华侨,所说的,实在是已经在我的心里埋藏得太久太久的话。这些话,倘使你如今不是身陷囹圄,恐怕一个学者专家的清高和矜持,一个普通朋友害怕是非的恐惧心态,一个知识分子常有的瞻前和顾后,依然要逼迫我欲言又止。
  王炳章博士,我在那个声援你的大会上承认,我是在听够了你的坏话、甚至是听够了对你的糟蹋之后,才有“缘份”与你相识的。但我承认,当你第一次和朋友来看我时,我还是感觉到:这人,从他的举止、谈吐、修养和风度来看,还真有点“革命领袖”的作派呢。
  此后,我们见面的机会虽然并不多,但我还是渐渐地了解了你思想的脉搏,你那传奇式的经历,令人不平的遭遇,还有,就是你的意志──一种怎样颠扑不破的意志啊!
  所以,我在纽约营救你的大会上所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王炳章具有许多知识分子所没有的卓越品格
  因为我将心比心,将己比你,便使自己深深地感觉到:你思想胆大,行动也胆大;而我则是“思想胆大,行动胆小”。就像我只敢辨识“谁是新中国”,证明孙中山先生创建的中华民国才是一个真正的新中国,指斥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过是民国史上的一段“乱世和恶世”,是一次“全方位的专制复辟”──虽然是在“革命的名义”之下,但是,我却不敢像你那样,一旦真理在手,就会立即投身到号召“重建中华民国”的伟大民主革命实践中去……
  你绝不害怕是非缠身,敢于脚踏惊雷;而我面对是非,总是望而怯步。就像我在读完了你题名为《中国民主革命之路》的书稿之后,虽然相当佩服,却只敢婉言谢绝你请我写序的要求,因为我害怕被卷进可怕的“民运是非”之中去。而你,虽然是非缠身十数年,却始终毫无惧色,照样在你那个“背景复杂、是非连天”的阵营内外,横冲直撞,只为了信念和明天,而奋斗不止。
  你忍辱负重,百折不挠。而我却带着一个文化人似乎荡涤不尽的自尊和清高,难免文人的牢骚和一个知识分子的不平心态为那个不想要中国的“台湾中华民国和国民党”,对我的长期打压和肆意诬蔑,多少怀有一些怨悱之心。(1)然而,在王若望先生的追悼会上,你所遭遇的“相煎太急”,虽然令人扼腕,事后,在许多朋友都在为你深感不平之时,你却满含泪水,一言不发。此后,也从未表示过一丁点怨恨和不满。就是在那个晚上,我才像是突然地意识到:我虽然听够了别人说你的坏话,甚至是听够了别人对你的糟蹋,但是,却从来没有听到你说过任何一个人的坏话,没有糟蹋过任何一个人而当我将这个突然的觉悟,告诉给你的许多朋友时,他们都好像是“恍然而大悟”(自救联军注:为了民主革命仗义执言又有错吗?为了民主革命,需要坚决斗争又有错吗?)
炳章,我要告诉你的是,王若望先生的未亡人、我的羊子师母,已经在那个营救你的大会上,向你表示了深深的道歉,明言了她当时实在没有力量来抗拒的“苦衷”;黄景贤先生也当即走上讲台,证明王炳章博士确实没有说过任何人的一句坏话会后,许多人都聚在一起,为此嗟叹不已。王炳章博士,你难得的品性和人格,终于经受了岁月的检验,上帝还是公正的!
(自救联军注:这是什么话呢——是“没有力量来抗拒”,还是不想抗拒?“没有说过任何人的一句坏话”=“难得的品性和人格”?为了民主革命仗义执言又有错吗?你不坚决斗争伪劣,伪劣就让你倒下,这是民主与专制两大阵营的殊死搏杀!王炳章以忍让求团结却被废除,致敌群壮大是个失败案例;我们今天反思总结:应当以打倒敌人的方式团结同仁,而不是团结敌人容留祸害,因为当时在斗争中除掉靠搬弄是非混饭的犬特(包括现在有了悔意的林樵清们和一直黑到底的胡平们),也是在民主路上要破的敌阵之一——暗阵。在如此惨痛的教训下,我们就能理解毛贼当年在延安反AB团时的绝杀行动,他们50多年前就论述了革命斗争的残酷性!
  今天,我是多么希望你的“那些”战友们,都能够对你捐弃前嫌,积极、真诚地参与到海内外营救你的活动中去,并重新共同为中国的民主自由而奋斗!
  我在大会上所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王炳章博士与二十年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关系
  我首先就开门见山地宣称:你是当代海外中国民主运动的开创者,就是将你称为整个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开创者之一,也毫不过份。因为,无庸讳言的是,一九四九年之后,第一个公然举旗反共要民主的,就是你。这和那些出于对共产党的形形色色“忠诚”,要给那个专制复辟政党以各种各样“建言”,而反遭迫害者,岂但不能“同日而语”,而且不能“同性而论”。
  其次,我毫不讳言地指出,二十年来,你王炳章算是坚守了真正的中国民主运动、特别是海外中国民主运动的“两大原则”:
  一个原则就是你只做中国的民运,绝不做美国和其它任何一个国家的“中国民运”;也绝不做那个不认、不要中国的“台湾中国民运”。并且是不给钱不做,给钱也不做!八十年代,你曾向支持中国大陆海外民主运动的蒋经国先生说:“你是你,我是我。你们支持了我们,我们也要保留批评国民党的权力。”九十年代,面对那个不认中国、不要中国的李登辉国民党,你曾义正辞严地告诉他们说:“我们有骨气、有理想的大陆民运人士和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充当你们的特务和线人的。对不起,这种交易,我不能做。”(2)
  你坚守的另一个原则,就是那两个“绝不可以改变的民主运动立场”。一是爱国主义的立场,二是爱民主义的立场。为前者,你坚持民主运动就是爱国主义运动;中国的民主运动,就是爱中国的民主运动;而爱中国的民主运动,就只能是追求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国家。于后者,则爱民就必须反共。因为共产专制复辟制度,才是中国人民的死敌。我在大会上介绍了你写的那一篇“究竟应该拥护什么、反对什么”的文章。我告诉大家,在这篇文章里,你实在已经将中国民主运动应有的爱国爱民立场,表述得异常清楚和明白。
  我的话为你赢来了一阵阵急风骤雨般的掌声。是的,人民是知情的,华侨是懂义的。你的“真正的战友们”,也是“心有灵犀,一点就通”的。
  再就是,我在这个营救你的大会上,对十四年前那个太大的“民运是非”,直率地提出了看法。我认为:“一九八九年春天的海外‘倒王事件’,是整个中国民主运动由盛而衰的分水岭”。
  虽然这个事件既为中共一手策划,又为中共特务一手谋划和发动,但因它利用了海外民运内部的意见分歧,和你在民运工作中难免的缺失,所以,至今没有人敢于在此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进行认真的反思。而我,作为一个非民运人士,并且是历史学者,却认为:由于“倒王”事件,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和相当范围内,极大地扭曲并败坏了你的形象,甚至直到今天,它都在直接地影响着海外民运阵营对你义不容辞的营救工作,所以,我才决心学习你“不怕是非缠身”的勇敢精神,针对着这一“大是大非”,向大家提出了四个问题:
  一是“倒王”之后,海外中国民主运动是不是越来越团结了?二是“倒王”之后,海外中国民主运动是不是越来越有人气和力量了?三是“倒王”之后,海外民主运动是不是更叫共产党害怕了?四是“倒王”之后,海外中国民主运动是否越来越得到了广大华侨和留学生的支持、参加和援助了?
  如果对上述四个问题的回答,全是正面的,则“倒王”即便是错的,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因为,如果王炳章一个人受了冤屈,但整个海外民主运动却获得了长足的进步,那就让王炳章委屈去吧──我这样说,想你不会生气。但是,如果针对上述四个问题的回答,竟然全部是反面的,那我这个海外民运的局外人,就不得不问上一问,“倒王”事件究竟是对的,还是错的?
  我之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绝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我思索了很久的一个结果。因为,当我翻阅了一九八九年之前的全部《中国之春》杂志之后,我所了解到的,八九年前海外中国民主运动的构成成份、正确方向、和生龙活虎的状态,实在与我已经亲眼看到的──八九年之后的海外民运,形成了鲜明的历史性对照。就不说,八九年春夏之交的血腥中国,又曾给海外中国民主运动带来了怎样的“历史契机”啊!然而,九十年代之后的海外中国民主运动,其每况愈下的凄凉景状,竟然只能叫人痛彻心脾……
  我知道,我说了这话,便是要得罪人的了。但我的话,实在不是针对任何人而来。因为,十四年前的那一场是非,既然已经造成了如此严重的后果与局面,我们就有理由对那一场大是大非,作一个起码的反思和反醒。这不是为了任何人,甚至不是为了你王炳章,而是为了海外中国民主运动能够回到她的正确道路上来。
  炳章,我要告诉你的是,我的这一段话,并没有赢得一丁点掌声。相反,整个会场,寂静得似乎连掉下一根针头都能听见。不,那不是窒息,而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沉重反思,所必然要有的“无声序曲”……
  而我说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我称你是当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炳章,你不要骄傲。因为,这并非是在恭维你。而是在告诉大家,你是在经过了惨淡的追寻,和冷静的思考,并且能够将个人的全部愿望,熔入了国内人民的痛苦意志之后,你才开始了对当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倡导和实践。
  我首先就向大家介绍了你曾说过的一句话。那就是:“为什么对共产党就不能讲革命?”然后,我便就事论事的地问说:“一个政党,无辜地、残忍地、连续地革掉了数千万民命,并且将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一再地推进了痛苦的深渊,而我们,无数被戕害者及其后代,无数决心为自由而战的民主战士,在它于八九年那一次公开的血腥屠城之后,便连对它说一声“革命”,便是错误的?甚至是“有罪”的?
  天理安在?!
  至此,我不得不把你的话叙述了一遍。你说过:只要当代那个专制统治者,不宣称永远放弃暴力,并保证不再用暴力来镇压人民及其正当的民主要求,开始信守“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人民就永远不能放弃暴力反抗的权利,特别是“革命的天赋人权”!因为,面对一个不用暴力来镇压自己人民的政权,却要使用暴力反抗,诚然是不理性的;但是,面对一个不仅迷信暴力,而且一贯使用暴力来镇压人民的残暴政权,却要口口声声地对着自己的人民,“念经”一样地高喊大叫着“和平、理性、非暴力”,则同样是不理性的,这无非是在为共产党“拉偏架”!
  掌声,响亮的,如同一阵汹涌浪涛般的掌声,轰地便震响在整个会场之上。我知道,那可不是给我的,而是给你的……
  我告诉大家,我和你的交往,仅仅是“君子之交”。至今,你都没有请我吃过一碗牛肉面,而我,至多也就请你吃过一次“印度面包”。但是,我们是在交往中谋求共识,在共识中增进友谊。而作为增进友谊、形成共识之纽带的,也就是那两本书。一本便是你的《中国民主革命之路》,它使我爱不释手;一本就是我的《谁是新中国》,你也确乎是认真地阅读了它。因为,它们,一本是用自己在海外整整二十年的血肉奋斗,才凝就的,志在揭示如何“走通”中国民主革命之路的“真经”;一本则是在国内呕心沥血十数年,才研究写成的,对于历史是非的痛苦辨识。好与坏,有价值和无价值,就都留给别人和后人去评说吧。但在你我之间,这两本书,一本帮助我理解了当代中国民主革命的纯洁理想和正确方式,一本则帮助你看清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诡谲风云,和一个胜利者精心编制的历史谎言。作为革命家的你,终因蓦然回首,而断然地选择了那一条“既有传承、又有发展”的正确历史道路,也就是孙中山先生曾开创成功、却至今没有完成的中国民主建国之路。自此,由《谁是新中国》所辨识的历史是非,终于在你的心里,展现了当代中国民主建国的明确道路,一曲《重建中华民国》的响亮之歌,岂但使得“谁是新中国”的辨识者肝肠一震,而且,它那嘹亮的呼喊,更是震响在“黄花岗”先烈们那一座座斑驳脱落的石碑上空……倡导者的聪慧,实践者的坚韧,由此而集你于一身。而今,当你深陷“巴士底狱”,就侧身在黄花岗烈士陵园之时,(3)你可听见烈士们的英魂,正在向你呼叫着怎样的期望吗──
“你要把那牢底坐穿!
“你更要将那复辟了专制的洋教朝廷坐翻!
“…………”
  炳章兄,你听真切了吗?
  王炳章博士,我曾不止一次地向你表明:我有明了是非之心,但不敢涉足是非;我有民主革命之识,却不敢身体力行;我有对真正反共民运的同情和支持,又总是踟蹰、徘徊在它的惊波险浪之外──文人的毛病啊!知识分子的苟且啊!
  但是,在这个营救你的大会上,我却要真正开始学习你的精神,勇敢地讲出真话,大胆地匡正是非,责无旁贷地宣称了自己对历史的期望,那就是──
  在孙中山先生的旗帜下,走王炳章博士的道路,将伟大的中国国民革命推向最后成功!
  一阵惊雷般的掌声,真的将我的心和众多华侨的心熔化在、激荡在一起了……
  王炳章博士,走笔至此,我深知自己也已经躲不过那些“明枪暗箭”了,虽然它们曾射得你满身流血、遍体鳞伤。所以,即便如我所宣誓的那样,恪守本份,永远只做一个文化人,我也将“是祸躲不过”。因为,虽然你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文化人,但只因我你,在海外,都仅仅想做国内痛苦民众的“代言人”和“代行人”,都既要反对中共的“暴政一统”,又要追求中国的“民主统一”,所以,我们才被迫共享着“四面楚歌的海外困境”,那就是:
  共产党恨我们,国民党嫌我们,民进党讨厌我们,“中共民运特务”们要仇视和诬蔑我们。
  然而,你早就不怕了!我打今天起也不想再害怕了!既然那个曾用人民鲜血涂抹过“红色恐怖万岁”的中共,因为你而“恐怖不已”──既要在境外对你实行“恐怖绑架”,又要是非颠倒地将你诬陷为“恐怖暴力犯罪”,你因此已经为国、为民、为明天而被终身囚禁,我就自然应该铭记古训:“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在当代中国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万难道路上,尽我应尽的心责。
  炳章,我无法向你表述,当我看见你在狱中写给女儿的信上所写的那一句话时,我深心之处曾涌溢着怎样的感觉。然而,是夜难寐,才有第二天营救大会上的慷慨言词,才有今日笔底的汹涌波澜。
  炳章兄,保重
  你我都要相信,中华民的好日子就在前头!
愚兄: 辛灏年  敬致
二零零三年三月三日于美国纽约
注解:
一、1994年从中国来海外报告大陆民间“反思现代史”成就的辛灏年,长期遭遇台湾国民党当权者、台独势力、特别是台湾“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总盟的抵制、打压和诬蔑,他们甚至派出驻外武官在侨界公开诬蔑他是“中共高级特务”,在北美各地抵制海外一些华侨团体(包括三民主义大同盟分盟)邀请他讲演,销毁全美第十四届年会曾一致通过的“邀请辛灏年赴台巡回讲演的签字文件”,销毁辛的讲演录像……。事后因遭到海外众多华侨的质询、甚至指斥,而回称“听纽约民运说辛灏年是中共高级特务,民运分子”而了之。海外报刊亦曾有报道。原因是辛灏年在他一九九九年十月出版的历史专著《谁是新中国》一书中曾声明:“……本书作者虽然不是一个社会活动家,虽然仅仅是一个学术工作者,但仍然要郑重声明的是:作者在本书上卷所为之辨析和辩护的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只能是那个曾作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并艰难推进了民主建国历程的中华民国,和那个曾创造了、并捍卫过中华民国的中国国民党……而不是一方面企图将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历史传承予以腰斩、一方面则企图诱导整个台湾走上分裂祖国和割断历史之路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如果这样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已在出现、或有可能出现的话。”而这个原则,始终都贯穿于辛灏年的其它著述及其所有的学术讲演活动之中。

二、引自王炳章“重建中华民国”一文。《黄花岗》杂志第二期。

三、作者写这封信前后,王炳章博士正在黄花岗起义烈士陵园所在的广州遭遇第二次“邪教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