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1日星期四

关于王炳章遭中共绑架若干证言的调查报告(10)



周勇军 李克馨  2003年6月12日
各位关心王炳章命运的朋友们:
再过两周时间,就是炳章被中国法院终审判处无期徒刑一周年的日子了。在这里,我和大家一样,怀着沉重的心情,怀念我们正在中共铁牢中的战友、海外首举民运大旗的领袖——王炳章博士。
炳章是在2002年6月27日以后失踪的。中国官方说:王炳章、岳武、张琦三人是在越南芒街被绑匪绑架、然后被中国警方解救的。已被释放的两位当事人也都异口同声地表示“是绑架,然后被中国警方解救的。”沸沸扬扬的失踪事件似乎有了结论,但我和一些朋友们总觉得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如果说是绑匪们在随机绑架,那根据两位当事人的回忆,“绑匪”中有人拿出炳章几年前的照片问张琦:“是不是他?是不是他?”又作何解释呢?绑匪手里怎么会有王炳章的照片呢?而且有人持录像机全程录像,这哪里是匪徒的绑架方式?这明明白白是有预谋的逮捕嘛!只不过这种逮捕形式是装扮成跨国绑架!谁在逮捕王炳章?——当然是判他终身监禁的中共当局!中共在国际间搞这种恐怖活动,害怕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才编造了匪徒绑架、公安救人的欺世谎言。
接下来,我们又要问,炳章那么精明的人怎么会进入人家预谋好的陷阱呢?把炳章从美国引到越南,他们用的是什么诱饵?王炳章从未去过越南,中共要实施这个诱捕计划,必须要有人引他入网,是谁在担任这种角色?诱捕计划若不落空,还必须对王炳章的行程进行全程监控,以防走脱。是谁在担负着全程监控、全程联系、全程指挥的重要职务呢?中共又是用什么方法、用什么工具在进行全程监控呢?
有人说:“不要管它是怎么绑架的?为什么绑架的?”
我不这样看。我认为:只有搞清事情的真相,才有助于营救王炳章。
我的这份阶段调查报告就是从这个基点出发,用证据说话,让世人去判断王炳章事件的真相。我用“阶段”作定语是因为我公布的这些材料只是目前已调查到的、有据可查的、可供人们作出部分判断的材料。要搞清事情的全部来龙去脉,以及与后来相关事件的关系,还需要做大量的细致的工作。
我的报告包括六部分内容: 
一、王炳章被诱捕的真实原因;
二、诱捕王炳章的主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
三、诱捕王炳章的诱饵;
四、王炳章事件中出现的最可疑的人、她们的表现及背景调查;
五、王炳章事件之后发生的重大事件与本事件的关联探讨;
六、留给未来调查的思考。

                         第一部分 王炳章被诱捕的真实原因

    中共以间谍罪和恐怖活动罪判处王炳章终身监禁, 这似乎就是诱捕王炳章的原因了。其实,若仅仅是他们编造的这两种“罪行”,是不值中共兴师动众、大动干戈、多部门配合行动,跨国“绑架”王炳章回国的。
据调查,王炳章在中共十六大之前策划了一次起义、宣布临时政府成立、临时大总统就位的行动计划。具体设想是,在中共政权交接的十六大召开之前,在中国境内的一个沿海县城搞起义,把民主临时政府的大旗插到中共县委的楼顶上,通过数台能与卫星联系发射的装置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民主临时政府的成立和他本人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消息, 造成连锁反应,冲击中共十六大。
这在十六大之前,无疑增加了一个最令中共不安的因素。根据我们调查,王炳章至少向四人讲过这个计划。这四人是:王丽峰、石磊、阎庆新、张宏宝(见调查材料一)。
我们没有调查到的,还有没有别的人呢?相信还有(见调查材料二)。“事成于密”,王炳章违背了这个成事密则,消息走漏了,引来了牢狱之祸。
第二部分 诱捕王炳章的主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 
2002年7月23日,中国民主正义党组织部军事情报组组长徐敖春(化名王军,前广州公安) 签发的“关于王炳章、岳武、张琦失踪案的调查方向”一文提出王炳章此行越南,如果是中共政府采取了秘密行动,采取行动的单位非常可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所属的单位(见调查材料二)。
因为在这个起义计划未暴露之前,王炳章对于中共来说,只是一个没有出路的“苍蝇”而已,不管他发表多少言论,都不必理他,随他嗡嗡叫去,抓到了也可以再把他放回去。但如果他真的实施那个起义计划,他的份量就不一样了。在十六大之前实施,那将影响十六大的权力交接;在十六大之后实施,那将对胡锦涛如何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是个严峻的挑战。而王炳章的武装起义影响究竟能波及多大?能有什么样的连锁反应?还很难预测。按江泽民处理问题的模式,与其在事发后把他捕获,还不如在事发前将他消灭在萌芽之中。
于是,王炳章被诱捕的厄运向他悄悄走来。
王炳章起义行动的资金预算,需要30万美金。而王炳章手里没有这么多钱。王炳章不得不四面化缘,走漏消息也就在所难免了。“中国民主正义党于1999年起,多次证实上述‘总参’单位安插特工在政党内部,多次发现‘总参’单位向中共中央发出我党活动的通报,王炳章个人的活动和行踪一直是‘总参’单位密切注意的目标。”(见调查材料三)
正义党的这则消息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它被当时大量的质疑和看法淹没了。一年半后,我们在对伯虎庙的调查中,才惊人地发现,正义党的消息并非空穴来风,诱捕王炳章的主力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
岳武和张琦都自述是在2002年6月27日于越南芒街被“绑架”,于7月3日在中国广西省防城市东兴(县级市)的寺庙被救。前者,正义党论坛已于2003年1月10日以标题为“阎庆新和岳武编造的‘绑架案’弥天大谎”的网络文摘进行了揭露。
文称“越南政府早在8月就查实:三人于6月26日里来了广宁省后,没有在任何越南境内的旅馆登记住宿。为何岳武出狱后,却对媒体、对外界说,他们是6月27日下午在芒街下榻的旅馆被绑架,而且据说是在五星级的国际酒店。该酒店有着现代化规模、系统的管理,有着完整的旅客住宿记录。如果三人确在此遭绑架,越南政府怎么会查不到记录呢?”(见调查材料三、调查材料四)
根据中国新闻网2002年12月21日报道:公安部新闻发言人介绍,2002年7月3日晚10点,广西防城港市公安机关接到有人被绑架的报警后,在防城港市北郊伯虎庙中发现了被捆绑的王炳章三人(见调查资料五)。
“芒街被绑架”已有人调查过且举出了证据,我们就暂时放一放。我们去查“伯虎庙被救”。
对于中国官方公布的时间、地点、人物、情节,我们看看岳武和张琦是怎么说的。
岳武在2002年12月25日与石磊的电话中说:“7月3日他们三人是被抬着上车,抬着行走的,岳武不知道自己和另外两人被转移到什么地方。在他们被放下之后大约40分钟,就听到口音和说话态度完全不同的人的声音,之后知道他们在中国广西的防城港,被中国警方发现并且解救了。
‘绑匪’见到中国警方人员到达就跑了,中国警方人员没有去追,”(见调查材料六)。请注意,岳武在这里是强调“被抬着行走的”,“不知道被转移到什么地方”,“´绑匪`见到中国警方人员到达就跑了”,“中国警方人员没有去追”。
再看张琦的表述:法新社记者在2003年3月2日采访张琦时,张琦表示“她与王炳章和岳武三人看来似乎是被绑架,藏在中国城市防城港的一座佛寺里。七天之后,他们被救了出来,然后再被公安拘留”(见调查材料七)。张琦这里强调的是被“绑架”,并且“被藏在佛寺里”,“七天之后,他们被救了出来”。
三天之后,张琦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东方的采访时又说:“从整个绑架案子来看,好像是绑匪。”“当中国公安人员到破庙中解救他们的时候,绑匪居然事先获得风声,前脚离开,后脚带着警犬的公安人员就到了,而且也没有去搜捕绑匪”(见调查材料八)。张琦在这里强调两点:一是被绑架;二是被解救;露出了三点:一是绑匪事先获得风声;二是前脚离开,后脚公安就到;三是公安不搜捕绑匪。
我们再看岳武在接受石磊电话采访一个月之后,又对上述事件是怎样描述的——
“七月三日晚十二点多钟,我正迷迷糊糊要睡的时候,几个土匪把我拽醒,又把我结结实实地捆起来,封上嘴,蒙上眼,架上车。炳章、张琦也随后被推上车来。”“大概汽车开出去一个多小时便停下来,土匪们刚把我们拽下车来,不知道附近发生了什么动静,便把我们按到草丛里,等了一会,便架着我们在荒山草丛中急速地向前奔跑。”
“我们已被绑架到一所古庙的大殿里,神龛前两只忽明忽暗的蜡烛,使阴惨惨、黑沉沉的大殿,更加恐怖、更加可怕。三、五个袒胸露腹的土匪,真像阴曹地府里的恶鬼和夜叉。”
“张琦悄悄地问我;他们这是要干什么?我说: 凶多吉少,不是往大海里扔,就是往山涧里扔。再不就是开膛破肚,广西人最爱吃的是人心,你没看那地上还摆个大盆吗,说不定···‘砰’!的一声,大殿被人踹开,‘站住’!‘不准动’!一群巡警冲进来,几个土匪从后门仓皇地逃跑了,我们被解救了,当我踏出殿门,望着满天的星斗,不由得大吼了一声;又见到天日啦!张琦也随之大哭起来。”(见调查材料九<<岳武:三人行之五>>)。
岳武在这次表述中把时间确定为7月3日晚12点上车,车开出去一小时后,又急速奔跑了一段时间,这与公安部发言人说的时间差了近四个小时。岳武在2002年12月25日电话中讲人是被抬着走的,这次2003年1月24日说是被架着跑的。
上次说不知王炳章和张琦被送到什么地方,这次说一起被绑到古庙大殿;而且与张琦有动人心弦的对话。张琦说绑匪是前脚离开,公安人员后脚就到。而岳武则说:“砰”!的一声, 大殿被人踹开。“站住”!“不准动”!一群巡警冲进来,几个土匪从后门仓皇地逃跑了,这次岳武强调是被中国警方解救的。但有两个情节的描述需要注意:一是“古庙的大殿里,神龛前两只忽明忽暗的蜡烛,使阴惨惨、黑沉沉的大殿,更加恐怖、更加可怕。”二是“大殿里摆个大盆”很可能要“开膛破肚”。
 面对这前后不一、令人毛骨悚然的描述,真让人搞不清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假的。我们的下手点是,先找到伯虎庙这个案发地点再说。
防城港市的北郊属于该市下辖的东兴市(县级市)管辖。北郊又在东兴市的东兴镇北郊村一带。
我们先找北郊村村委书记和村长,人不在。之后,我们询问了北郊村小学的三位校工和教师,其中有一位是北郊长大的35岁左右的中年人,他们三位都表示:北郊村没有伯虎庙,更没有破庙,小学校前边有一个庙但早已装修一新,是中学使用的。我们又寻找北郊供销社的两位工作人员,均答:这里没有伯虎庙。我们再次返回,寻找村里人,村民回答:北郊村没有伯虎庙,也没有佛寺。
我们的搜寻范围升到东兴镇。先是问镇里的114查号台,有没有伯虎庙的号码,回答是没有。我们询问镇政府办公室,年轻的干部回答:没有;我们又转寻镇政府的另一位工作人员,回答是:东兴镇有一所观音庙,但没有伯虎庙。解放路有一个不算新的庙,但不是破庙,这座庙在大街边上,可以肯定不是伯虎庙。
东兴镇没戏了!我们又升格到东兴市查访。
先是询问市查号台,回答是:没有伯虎庙的号码。再问旅游总公司,回答是:东兴市没有伯虎庙。再问市宗教管理部门,回答是:明虹路上有观音庙,北郊有关帝庙、土地公庙,但没有伯虎庙。再问邮局和市文化局,回答都是一样:东兴市没有伯虎庙!我们的心有点凉了、紧了!我们曾试图直接找市、镇的警察机关和市委书记、市长去查询,但又怕打草惊蛇,没敢轻举妄动。
在这种不甘心的状态下,我们又寻问了市政府某部门的一位人士,皇天不负有心人,这位人士居然说:东兴市北郊有伯虎庙!但这座伯虎庙在中越战争期间就已经归部队管辖了,一直到现在。那儿,周边都不许无关的人接近,我们这儿30多岁以下的人都不知道有这个庙。你们旅游的人进不去的!原来这样!(为了这位人士身家性命的安全,请允许我们不公布他的所在单位、年龄、个人资料)。
一个庙能住多少部队呢?伯虎庙应属儒家的庙,儒家在这边境地带不可能有大庙。它的容量充其量能住一、二十人。按照中国军队的驻营惯例,边境地带的军营最少也得有一个营,也就是三百八十人左右,这个小庙怎么能容得下!那么,这里的驻军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部队呢?再调查下去,难度就大了!
但消息终于回来了,一位不肯透露姓名的人士告诉我们:这座与越南隔河相望的伯虎庙驻军是解放军的情报机关,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
正义党2002年7月23日的文告不幸言中了!王炳章终于落到了总参的手里!
总参三部是搞技术情报的,总参二部是专门搞国外军事情报和执行特殊任务的。王炳章要搞武装起义,总参插手,负责处理,名正言顺!
但只靠总参的人就能把王炳章诱到他们的眼皮底下捕获吗?不可能!王炳章和张琦都没去过越南,只有岳武在送王策回国蹲监狱时,到过越南。没有人引路,王炳章纵然想去送死,也找不到门路!有人带路就万无一失了吗?也不把握!必须还要有一位形影不离的人监控!这一点,男士也许做不到!仅此安排就够了吗?还不够!还需要有一位负责情况沟通、反馈的特殊角色,通过这个特殊角色使特遣行动的联合指挥机关能随时随地的掌握动态;而这位特殊角色一定要具有特种技术手段的使用和情报收集、整理、反馈的能力,还要具有海外作业的遥控指挥能力,这种人不好找。
也就是说,要诱捕武装起义的策划者、未来民主临时政府的临时大总统,这不是一般的行动,这是一个份量极重的、规模较大的、需要多方合作、协同作战的特遣行动。而特遣行动的构成包括特遣、督察、情报通讯、偷袭等几个部门协同作战,其最高领导机关则是联合指挥部。无论是诱捕临时政府的首脑,还是偷袭其他什么政府的总统,都需这样一套作战班子,需要这样一套人马刀枪,少一个环节,都不足以成事。
那么,诱捕王炳章的特遣行动中,哪些人扮演了哪种角色呢?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下面这些环节,看看会有什么新的感想?
“绑匪”们来接王炳章时对着照片问张琦:“是不是他?”“是不是他?”
在大庙里,匪徒们前脚走,公安后脚就到,公安不去抓匪徒,而是只“解救”王炳章等。
这到底是在交接工作?还是在演戏?抑或都是?
再看,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下属机构办公用的伯虎庙里,居然出现了“神龛前两只忽明忽暗的蜡烛”,“阴惨惨、黑沉沉”“恐怖”“可怕”,“大殿里还摆个大盆”。这是鬼话还是人话?还会有人再相信吗?
为什么报警的人不往案发地点的镇派出所或东兴市公安局报警,而是舍近求远跑到防城港市去报案?这“报案”是自下而上报的,还是自上而下通知的?
东兴市乃至防城港市每有治安方面的警讯,特别是有战绩的时候总是及时上网、上报,大肆宣扬。(见调查材料十一),为什么解救人质这么大的战绩却在网上、报上杳无踪迹呢?
东兴市是防城港市下属的国家级精神文明城市,年贸易额达十八个亿(人民币),新楼林立、风景迷人、治安良好(见调查材料十),何来绑匪猖獗?
诱捕王炳章特遣行动指挥部通过公安部放出口信:把案发地点设定在总参内控的军事机关里,自以为妙计,自以为谁也无法切入内里,谁也无法揭晓这封尘的秘密!
苍天有眼!这罪恶,这阴谋终于曝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第三部分 诱捕王炳章的诱饵
有人称石磊写的《黑猫行动》,实际上是写“诱捕黑猫行动”,那只黑猫就被比喻为王炳章。
炳章是位行动谨慎的人,不会被人轻易引诱的。若能引诱他远行冒险,一定是他最感兴趣或最急需又无力解决的东西。
炳章在起义行动付诸实施之前,燃眉之急是什么呢?是资金!无资金就不能购置设备,无资金就没有行动经费。他得知中功有部分资金存在越南等国,而知道这些资金下落的人员之一,是张琦的姐姐阎庆新。
从王炳章进入越南的路线,基本上都是沿着当年阎庆新陪着张宏宝反复走过的路线来看,这已是王炳章此行的动机之一了。或者说,是有人利用了起义急需资金这个诱饵在诱导王炳章去冒险(见调查材料十一),可知这是引诱王炳章前行的第一诱饵。
王炳章还对什么感兴趣?对聚集国内的力量感兴趣,对情报工作感兴趣。这从方圆的文章,岳武、张琦的表述中都可以知道, 炳章这次从下龙湾改道芒街是为了去会见工运领袖和公安系统一位知道内情的投诚人员(见调查材料十二)。
炳章还对什么感兴趣呢?方圆道出了真谛:“炳章除了两袖清风,从来不会缺少红颜知己。”炳章爱美人。这次芒街行除了已有红颜陪伴之外,还会不会另有吸引?这在逻辑上似乎行不通,但世间的怪事常常是在悖理之中出现的。
第四部分 王炳章事件中出现的最可疑的人、她们的表现及背景调查
我谈这个问题是依循两则定理进行的:一是世间的任何事情都是发生在时间、空间上的,只要沿着时间坐标轴左右观察,就不难发现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乃至内在关联;另一个则是刑事侦查学中的一条定理:“罪犯就在现场”。
我相信诱捕王炳章这么大的特遣行动,全程监控他的人,一定会出现在事件前后以及过程中。
我们必须以诱捕对象王炳章为中心点向外辐射探查,再沿着时间坐标轴前后寻找。
事实上,只要找出王炳章芒街行前后的电话联系,沿着这条线索去找,就能找出最可疑的人了。至于事后出现的各种人物,那只能是各方的关注、救援人士,或者是被人利用误导舆论掩盖真象的人而已。
熟悉王炳章的人都知道,他给人的联系方式都是留电子信箱,人们以为他为了省钱不买手机,其实他是有手机的。
但这个手机号王炳章从不肯轻易留给任何人,只有他认为最有必要的人,才知道这个号码。他自己也很少使用这个手机。这个手机号码为91796928★★
炳章是6月12日动身去越南的。临行前一周(6月5日---6月12日),这个手机出现过14个电话,共有8个号码,这些号码中有一个号码出现的频率较多,这个号码是202-369-58★★,这个号码的主人是阎庆新。
沿着这条线索,我们发现,从6月5日起至6月12日王炳章起程那天止,阎庆新一共给王炳章打了九个电话。其中包括6月12日上午给王打的电话。
在王炳章、张琦已经开始行动,人离开美国之后,阎庆新又于每日必与王炳章、张琦联系,不仅是在王炳章进入柬埔寨有联系,就是王炳章3月16日进入越南后,仍可看到阎庆新与王炳章的电话在沟通。
王炳章的电话号码在6月18日以后再没有显示,而另外一个电话号不仅在6月27日的所谓出事日显示过两次,就是6月29日也出现了一次通话73分钟的记录。这个电话一直到7月18日以后才消失。
奇怪的是,阎庆新一直对外宣称她根本不知道王炳章和张琦要去东南亚,那么上述这些事前事中的电话联系又作何解释呢?
还有一个奇怪的事是:连盛德在王炳章出行前,拿出1,000美元资助此行,这都是有人证物证的,但连盛德居然也对外说,他不知道王炳章去东南亚。
阎庆新和连盛德怕什么呢?他俩隐藏了什么真情?
查阎庆新:该人现年58岁,毕业于解放军军事学院无线电侦察专业,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从事特工14年(见调查资料十五)。在地方上担任过人事处副处长、办公室主任。进入中功的麒麟集团后,担任常务副董事长,有较熟练的遥控指挥能力。中功遭受镇压期间,其三妹遭株连被捕入狱,判刑四年,其幼子也被关进监狱,后不知为什么都被提前释放。
其大弟媳妇是成都市公安局的机要人员,身高1米72,模特身材,修长亮丽,曾因中功受株连被调离机要岗位。不知炳章急于要在边境上见的那位公安人员是不是她?
我们现在还不能最后确定阎庆新就是那位全程监控、情报沟通的特殊人物。我们希望有一天阎庆新自己对关心王炳章命运的朋友们有个说法。
第五部分 王炳章事件之后发生的重大事件与本事件的关联探讨 
众所周知,筹划建立临时政府的王炳章被诱捕后,不到半年时间,海外又出现了彭明建立的中华联邦临时政府筹委会,结果被阎庆新在雀跃欢呼中“推翻了”。彭明亦陷入官司中近半年的时间, 许多民运人士也因全身心投入这个运作,最后丢失饭碗,至今仍陷于生活的贫困中挣扎。
时隔不久,筹建中国影子政府的张宏宝,也突然被人以绑架罪名告上法庭。在法庭上,人们看到阎庆新的频频出现,张宏宝的“绑架”罪名被法官甄别后撤掉,但他仍陷于各种罪名的纠缠中。这一切使得原本打算在3月18日启动的中国影子政府,拖延到8月8日才正式启动。
再下来,我们又看到,阎庆新和张琦先后向法庭投诉中功十余个诉状,这姐妹俩甚至把中共迫害中功的材料毫不修饰地直接提交法庭做为她们告中功的案由。
再往后,也就是刚刚发生过不久的世界华人联合体的办公地点后墙被汽车撞击,然后在其后门上贴上一个纸条:“不许支持张宏宝!”
我们还看到,张仲春被刺、被警告!
自从阎庆新姐妹来到美国后,每件恶性事件都有她们的身影出现。这件件事中若仔细研究,又都有关连。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这一切都源于一个指挥部吗?
第六部分 留给未来调查的思考
王炳章事件需要解开的谜还很多。比如:
1、事发后,黑手一直在有组织地误导舆论,千方百计地欺骗王炳章的家属、朋友和战友,这只黑手是谁?
2、为了让王炳章去得安心,有人给张琦打去五万美元,这个人是谁?
3、在王炳章失踪期间,议论此事最多的是正义党论坛和中功网站。结果正义党论坛被炸,由卢四清代管的中功网站被撤掉,随后卢四清从阎庆新那里得到一笔十万美元的支持。这是怎么回事?
4、在报道王炳章失踪案上,卢四清一反常态,拖后一周才发出消息,卢四清每次回答问题总是躲躲闪闪。事后,人们了解到阎庆新给了卢四清一个三十万美元的合作项目。这又是怎么回事?
5、王炳章失踪后,我曾决心调查这一事件的真相。这本来是一件义不容辞的义举,可连胜德知道此事后,竟然一天之内连续几个电话要求纽约的朋友制止我去调查,其溢于言表的急切之情,显然不是担心李克馨会遭到什么不测,令听者意识到的是,这种调查会产生某种对他或对其他什么人不利的联想。
这,虽然是接听电话者的个人感觉,并不一定就表明连胜德围绕着王炳章失踪案有什么不敢见人的隐情。但透过连胜德的过分关心, 人们毕竟又看到了阎庆新的影子。
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很多,这些都要深入调查。
我相信,王炳章事件的全部真相一定会大白于天下! 
 2003年6月12日
抄报: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国务院中国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美国国会人权委员会中国科抄送:民运各团体

王炳章遭孤立:国共策划“倒王”致民运分崩离析(9)



台媒体首度披露内幕
台“军情局”为控制“民运”,当年命胡平林樵清围攻王炳章
台媒披露:王炳章/胡平/王军涛/于大海/王丹/李少民/高瞻等民运人物曾与台军情局合作。中华民主正义党认为:只要有利于摧毁中共暴政,与任何反共组织在某方面进行合作都是选择之一,但狗日的蒋家王朝竟然愚蠢地破坏了自家一直念念不忘的中华反共大业,他们无疑再次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
【大公报讯】 据《中国时报》二十四日报道,自蒋匪经国时期,台湾军情局历时二十余年,与从大陆出走海外的所谓「民运人物」接触,前后分别以「移山项目」、「文正项目」、「崑仑项目」、「致广项目」、「致远项目」等四个阶段,刚好也代表了海外民运分子的兴起、转移、发展与没落。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大陆留学加拿大公费生王炳章在美国纽约发起「中国之春」运动,军情局即派员与王直接联系,王也派宁嘉晨来台洽商合作。
台军情局经台国安局核定后,决定以政府名义与「中国之春」秘密合作。一九八三年军情局派翁衍庆上校,(翁衍庆后晋升至中将,并于副局长任内退休),化名「翁远书」,赴美担任联系指导,对内职务是军情局驻美东工作组长,对外职称「君平公司」负责人。
从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五年,是军情局与民运分子合作的第一阶段,主要接触对象是王炳章。军情局每年提供五十万美元活动经费,汇给王虚设的「贯中公司」,另每月支薪一千美元。这个阶段的项目代号称为「移山」,军情局自比「愚公」,希望能藉海外民运分子之力,撼动中国大陆内部社会制度。
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九年,是军情局与民运合作的第二阶段。
拟组政党 被军情局断粮
一九八四年十月,发生「江南案」,军情局驻美情报员奉命撤离,经「国安会」、「国安局」与国民党文工会商议,并报请「总统」核定,自一九八五年十二月起转为文工会接办,当时的文工会主任是宋楚瑜。由于实际工作仍由军情局负责,故翁衍庆借调文工会,但仍具军职身份。
一九八六年五月,美国FBI约谈翁衍庆,指其为军情局驻美代表,希望翁能与美秘密合作,翁未允诺,被迫于两周后返台。
翁衍庆返台后,王炳章趁机坐大,反有意在台湾组党,由于还处戒严时期,不能组党,军情局停止与王合作,切断经费资助,并运作「民联」,阻止王的发展。
一九八八年,海外民运分子分裂,胡平取代王炳章,八月,胡平派林樵清来台与军情局商议,军情局又恢复已停止一年的经费援助。
从一九九○年至一九九三年,是军情局与民运合作的第三阶段。
一九八九年,大陆发生那场风波后,军情局主动与胡平建立「策联」,在大陆积极活动,期间,大陆逮捕十个告密给台湾军情局的间谍,这些人均遭判刑八到十年。
民运分子失作用 遭台遗弃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大海取代胡平,担任民联主席,军情局顺势停止资助民联组织,仅经援「中国之春」杂志。这是军情局第二度中止经费。
从一九九四年到二○○○年,则是合作的第四阶段,亦是合作的尾声。这个阶段,大陆有计划的切断海外民运分子的联络管道,并且释放魏京生、王军涛、王希哲等人,这些人到海外,让民运派系更加复杂。军情局搅进民运分子的「战国时代」。
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机大陆试射导弹,军情局任务改以军事预警情报为重,并大量派遣情报员登陆,海外民运分子的角色,越来越边缘化,终至没落。
民进党执政后,军情局大幅删减民运经费,仅存极少数的个案合作。
2007-9-25

《北京之春》每年为台[军情局]收集250件情报,王丹承认收扁20万美元
综合台湾《东森新闻》等媒体14日报道:陈水扁「国务机要费」弊案所引起的风波仍持续在海外延烧,虽然日前「民运人士」王丹已经承认有收受来自台湾友人的政治捐款,但是他声称事前不知道捐款是来自阿扁政府。但据台湾《自由时报》披露,「北京之春」每年负责为台湾「军情局」收集250件情报,为此「军情局」专门设立「二王项目」和「文正项目」,资助王丹、胡平分管的间谍网络。
继日前王丹接受媒体访问时,间接表示收过数笔来自台湾友人的捐款后,平面媒体近日更直接指出,王丹承认所收受的20万美金,是来自台湾的陈水扁政府。面对这样的报导,王丹就特别在《东森新闻》的访问中,郑重否认他知道捐款的来源,是来自阿扁的「国务机要费」。
此前,曾有人在美国加州的一个公共场所对王丹质询,王丹坚决否认「拿了台湾当局的钱」,还信誓旦旦:不信可以查我的银行账号了。如果陈水扁的贪污案没有爆发,王丹的誓言也许永远不会漏底,某些弥天大谎也许永远不会被揭穿。但陈水扁忽然自身不保了,「国务机要费」里终于露出王丹的名字。在推拖了一阵子之后,他终于公开承认:我拿了那20万美元。
「北春」年供250件情报
2006年3月8日,民进党特意安排王丹、胡平以「外国友好人士」的身份到「立法院」演讲,为不久前陈水扁终止「国家统一纲领」来台鼓气,抗衡外界反对声浪,激励岛内「台独」士气。
王丹和胡平分别是《北京之春》杂社(北春)的社长和主编,据台湾《自由时报》披露,「北春」每年负责为台湾「军情局」收集的250件情报,为此「军情局」专门设立「二王项目」和「文正项目」,资助王丹、胡平分管的间谍网络。
众所周知,王丹每月都要定期「进出」台湾。最近记者也爆出他「计划之中的台湾之行」不受影响。人们有理由怀疑:他是否因救驾有功,去台湾领取更多的奖赏去了?
王丹日前辩称,其实资助海外「民运人士」的资金来源本来就很多,但是只要没有特别的政治目的,他们也都不会去询问捐款的资金来源。

台湾“军情局”借重“民运”登陆20年揭秘
  
中国时报 吕昭隆/ “移山项目”,是军情局与海外民运接触的滥觞。从早期的“移山项目”到中期的“文正项目”,及至后期的“昆仑项目”、“致广项目”、“致远项目”,军情局与民运建立关系,前后历时廿余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刚好代表了海外民运的兴起、转移、发展与没落。
1982年11月,经国时期。中共留学加拿大公费生王炳章在美国纽约发起“中国之春”运动,军情局即派员与王直接联系,王也派宁嘉晨来台洽商合作。
与王炳章“中国之春”合作滥觞
军情局经国安局核定后,决定以政府名义与“中国之春”秘密合作。1983年军情局派翁衍庆上校,(翁衍庆后晋升至中将,并于副局长任内退休),化名“翁远书”,赴美担任联系指导,对内联务是军情局驻美东工作组长,对外职称是“君平公司”负责人。
从1982年到1985年,是军情局与民运合作的第一阶段,主要接触对象是王炳章。军情局每年提供五十万美元活动经费,汇给王虚设的“贯中公司”,另每月支薪一千美元。这个阶段的项目代号称为“移山”,军情局自比愚公,希望能藉海外民运之力,撼动中国内部民主。
1986年到1989年,是军情局与民运合作的第二阶段。
惊传“江南案” 王拟组党遭断援
1984年十月,发生“江南案”,军情局驻美情报员奉命撤离,经国安会、国安局与国民党文工会商议,并报请总统核定,自1985年十二月起转为文工会接办,当时的文工会主任是宋楚瑜。由于实际工作仍由军情局负责,故翁衍庆借调文工会,但仍具军职身分。
1986年五月,美国FBI约谈翁衍庆,指其为军情局驻美代表,希望翁能与美秘密合作,翁未允诺,被迫于两周后返台。
翁衍庆返台后,王炳章趁机坐大,反有意在台湾组党,由于还处于经国戒严时期,不能组党,军情局停止与王合作,切断经费资助,并运作民联,阻止王的发展。
1988年,海外民运分裂,胡平取代王炳章,八月,胡平派林樵清来台与军情局商议,军情局又恢复已停止一年的经费援助。
从1990年1993年,李登辉时期,是军情局与民运合作的第三阶段。
天安门事件 “策联”十人被逮
1989年,大陆发生天安门事件后,军情局主动与胡平建立“策联”,在大陆积极活动。期间,中共逮捕十个所谓的间谍,包括上海的邱麟、宁夏的高晓诗等人。这些人将天安门群众运动情况告知我军情局,均遭判八到十年的重刑。
1991年6月,于大海取代胡平,担任民联主席,军情局顺势停止资助民联组识,仅经援“中国之春”杂志。这是军情局第二度中止经费。
从1994年到2000年,则是合作的第四阶段,李登辉两国论主政,双方合作已近尾声。
这个阶段,中共很有计划的切断海外民运人士与大陆的连络管道,并且释放魏京生、王军涛、王希哲等知名异议人士,这些人到海外,让民运派系更加复杂。军情局搅进民运的“战国时代”。
派遣情报员登陆,合作告终——
1996年,台海危机中共试射飞弹,军情局任务改以军事预警情报为重,并大量派遣情报员入陆,海外民运人士的角色,愈来愈边缘化,终至没落。
2001年民进党执政后,军情局大幅删减民运经费,仅存极少数的个案合作。
2001年李少民、高瞻失事,美曾高度关切
2001年2月,在军情局与海外民运合作荡到低点,并大砍援助经费之际,中共开始动手抓人,在大陆逮捕外籍学者与民运人士,发生李少民与高瞻事件。
面对中共的台谍指控,李少民与高瞻均极力否认,仅承认接受台湾“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经费赞助,单纯从事与两岸有关的研究活动,军情局则保持缄默。
李少民与高瞻案,引起美国高度关注,包括总统与国务卿,都公开对中共喊话。
事实则是,李少民曾与军情局“接触”,高瞻则不曾与我情报员碰过头。
李少民与我军情局接触的时间极早,介聘人是“中国之春”杂志社长王炳章。89年6月天安门事件后,在王炳章安排下,六月底,李少民飞到泰国曼谷,与军情局情报员曹XX见面。
中共是在2000年底盯上李案,2001年2月11日,赴大陆探亲的高瞻,从北京返美时遭逮捕,有美国公民身分的李少民,则在廿五日由香港进入大陆时遭拘禁。
至于交给李、高档的曲炜,任职中共“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宣传部副部长。曲炜在2000年随团访台时,并且脱队“失踪”过,传闻曾与我情治单位“接触”,并接受新台币十万元的见面礼。曲炜是将中共国台办新任副主任周明伟一份内部讲话资料交给高瞻,于2001年2月遭到拘捕。
李案的发展是,曲炜遭中共以间谍罪判刑十三年,高瞻遭中共以间谍罪判刑十年,随即获准保外就医,驱逐离境。李少民、高瞻被中共监禁约五个多月,均于当年七月获释返美。
由于民运人士均居海外,军情局与民运长年合作,鲜少传出“失事”,李少民案,堪称是头一回。随后,则有王炳章遭中共越境绑架逮捕案。
与军情局合作过的海外民运人士王炳章,2002年7月遭中共监视,同年十二月正式逮捕。情报界不少人认为,王炳章是在越南边境遭中共绑架抓走的。
2003年2月,王炳章在深圳受审,遭中共以间谍罪判处无期徒刑。
根据中共公布的刑事判决书,王炳章搜集的情报内容,包括“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战例选编”等档。
王炳章被捕的过程,相当戏剧化。根据我情治界的说法,中共的说词是,王因涉及一件绑架案,人在广西边境的一座小庙躲藏,被人发现,意外遭捕,唯军情局没人相信,并认为是中共掌握王的行踪,直接派人到越南边境绑架到广西的,绑到中国境内,中共国安单位顺理成章地抓人。
八十七年一月,王炳章曾用化名“楼开文”,自广东珠海潜入大陆活动,并安全出境。
王炳章于失事前,曾托人带信到台湾,要求军情局或国安局资助情报经费。不过,军情局对大陆情报工作,已调整为预警情报优先,对所谓“兵运”或“武装活动”,兴趣不大。

2012年2月29日星期三

王炳章:放弃革命的权利就等于放弃了一切(8)



——南斯拉夫的革命昭示了我们什么?
王炳章
  米洛舍维奇倒台了!南斯拉夫的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民主,又攻占了一块独裁者的土地。
我十几年前就结识过南斯拉夫的民运斗士。大概是一九八四年,我去美国首都华盛顿演讲、并会见其他民运朋友。当时,《中国时报》驻华盛顿记者冉亮女士,请我到她家做客。没想到,她的丈夫是一位南斯拉夫人,而且是一位思路清晰的革命者。我们相谈甚欢。我记忆最清楚的,是这位南斯拉夫人士对未来南国政局的准确预测。他预言,而且毫不留有余地地预言,南斯拉夫在铁托去世后会发生解体、爆发内战,共产主义当然也会随风而去。我问他为何如此自信,他说,这是南国内部矛盾的累积使然,任何人也改变不了。他还嘲讽那些美国所谓的南斯拉夫问题专家,说他们对南国问题认识非常肤浅,往往从主观愿望出发而制定对南政策。
现在,这位南国民运人士的预言已经获得验证。他是一名知识分子,我当年在他身上,却没有闻到那股酸儒的书生气味,反而感触到一种革命家的激情与果断。今天,我们从电视上观看南斯拉夫人民推翻米洛舍维奇的革命,是否也领悟到了其中的那种激情与果断?反观我们中国的八九民运,群众动员的规模远比南国的革命大得多,但我们为什么没有成功呢?这就要对比一下:人家有什么,我们没有什么;人家是怎样做的,我们是怎样做的。然后,我们思考一下,我们是否应当从南国的革命中学些什么。
一,攻占国会——夺取政权的意识
我分分秒秒都在关注南斯拉夫的革命。这几天夜里,我常常爬起好几次,打开电脑,从中英文各种管道捕捉信息。因为我知道——就象我多次讲过的,独裁政权一旦出现危及,其垮台的时间不是以月记,甚至不是以天记,而是以小时记算,其崩溃是异常迅速的。我不想错过任何一个关键的镜头,为的是从中领悟要绝,给未来的中国民主革命提供参考。
南国革命的转捩点,是群众攻占国会大厦。占领后,立即宣布夺权成功,反对派领袖及时宣布接管权力。也就是说,南国民主运动的领袖和群众,有十分明确的政权意识,目标就是要夺取政权。他们从一开始动员群众,就确定了这个目标,而且从不动摇。我们看到,南斯拉夫的民主派占领国会、宣布夺权成功后,局势一泻千里,首都武装警察纷纷倒戈。俄国政府也不得不迅速宣布承认新的政权。
中国话说“心想事成”。你心里想到“夺权”,想要“夺权”,才能“夺权”成功。心里没有“夺权”的想法,没有政权意识,夺权的机会来了,你都不知道抓住机会。甚至,把权力放到你的手里,你都不知道权力是什么,你都不会抓住它。
“夺权”?犬儒式的书生论证者,一听夺权,就吓得浑身发抖。一听要推翻一个即有的政权,就指责这是“胡闹”,这是“过激”,这是“以暴易暴”,这是“野心”等等。一句话,“推翻政权”要不得;“夺权”更是要不得。他们甚至站在民主革命者的前面,举着牌子,挡住革命者的去路,牌子上写着:“告别革命!”
如果南斯拉夫的革命者们听从这班中国腐儒的话,国会不去占领,权力不去夺取,米洛舍维奇今天依然会稳稳地坐在权力的宝座上,而且,这个独裁者还会津津有味地做下去。“书生论政而悟国”,有道理乎?
二,八九民运毫无政权意识
反观我们八九民运,毫无政权意识。主流运动压根儿就没想到“革命”,更没有去想“夺权”。我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闯关回国,目的就是想在运动中宣传革命的理念。不幸的是,我被拦截在日本东京,日航屈服于中共压力,拒绝载我飞往北京。在解放军三大总部的游行队伍走上街头、支持学生、要求政治改革时,我看革命的时机已到,就拼命联络在天安门广场的民运朋友们,让其带话给学运领袖们,应当迅速占领电台、电视台和人民大会堂。但连我的朋友都说,这样太激进,学生肯定不会听的,学生们恪守“和平、理性、非暴力”,他们不会放弃这个原则。我说,那就去找刘晓波等知识分子,刘晓波回国前,我们在纽约密谈过。但我的民运朋友告诉我,北京知识界的主流也不会接受我的建议,让我暂时不要着急。我怎么不着急?一位美国朋友当时讲,按照政治常识,当时的北京政权已经瘫痪,问题是需要一个替代政权,可惜这个替代政权改出现的时侯没有出现。这样,就给了中共业已瘫痪的政权死灰复然的机会。
问题就在这里,八九民运时,在六四开枪镇压之前,北京市内,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机关大都罢工、瘫痪了,民警也不愿再为共产党效劳了。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人民日报社、解放军三大总部、高级党校的干部群众,通通上街游行,要求变革。警察都不听话了,这是邓小平调兵勤王的重要原因。可是,旧政权瘫痪了,老百姓拥护什么政权呢?党政干部拥护什么政权呢?军队、警察服从什么政权呢?这个真空,一定要及时填补。没有新的填补,瘫痪的,就会寻机而起。没有新的政权填补,就不能给群众一个希望,一个可以围绕的中心。
三,反对运动需要一个凝聚点,需要明确拥护什么
民主运动、或称反对运动,除了需要知道反对什么之外,更需要明确拥护什么——想要的是什么。拥护什么的问题没解决,就没有一个凝聚点,力量就不可能聚合起来。没有一个微小的尘粒为中心,水蒸汽就不可能凝聚成一片雪花。没有一个核心,雪团就不会滚大。核心不牢,雪球滚大了,也会散掉。
民主运动要解决凝聚力的问题,至少应包括以下几项内容:共同的信仰;共同拥护什么样的政治主张;共同拥护什么样的政治力量;共同拥护什么样的政治领袖。有时,还需要一个具体的、有拥护价值的“象征”。象共产党打天下的时侯,延安就成了左派青年心目中的“图腾”,拥护、向往的象征,成了一个凝聚点。
共同拥护的政治主张、政治力量、政治领袖,这次南斯拉夫革命全都具备。尽管这样,在行动中,一个具体的“象征”还是需要的。我们看到,国会大厦,就成了这一象征。国会,象征着最高权力,因而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和凝聚力。我观察到,当民主派爬上国会大厦,摇动国旗的时候,群众立即狂欢起来,群众从四面八方拥向国会。国会大厦,不但成了夺权成功的标志,成了凝聚点,也一下成了革命群众誓死保卫的对象。
中国民运拥护什么的问题,没有很明确的解决。这是需要大家注意的。拥护什么的问题不解决,老百姓就不知改支持什么,改投奔谁,运动就不会滚大。
八九民运时,天安门广场成了一个象征,一个中心。但它缺乏权力上的象征意义,充其量,当时只是一个“良心”的象征。假如群众攻占了人民大会堂,象征意义和凝聚力就会大上十倍、百倍。因为,它代表着国家的权力回到人民手中。如果成立临时政府、并加上及时而正确的政策宣示,不但对老百姓,就是对军政人员,都会形成巨大的吸引和凝聚力量。
四,夺权——公民的天赋人权
推翻一个暴虐的政权,更替一个不喜欢的政权,或者说,从专制统治者手中夺取政权,这是公民的天赋人权,与生俱来,不可剥夺。有人一听到推翻政府,一听到夺权,脸色就吓得发青。其实,夺权这件事,没什么了不起,应以平常心对待之。我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写过很多文章,做过多次演讲。
这里,趁着南斯拉夫独裁政权的垮台和民主派的夺权成功,我再把有关要点重复一下。关于革命与夺权,我们至少需要明确以下问题:
1,政府是什么?一定需要政府吗?
2,政府是怎么来的?谁建的?
3,政府的作用是什么?为谁而建?
4,政府是谁运作的,什么人有资格运作?
5,政府不称职、甚至压迫人民怎么办?可不可以和平地更换政府?
6,压迫人民的政府拒绝和平地放权怎么办?
7,人民可以进行改良吗?
8,放弃革命和夺权的权利,等于什么?
9,中共错失并封杀改良的机会
10,革命就是节日
11,该出手时未出手——八九民运最惨痛的教训
让我们简单地回答这些问题。
1,政府是什么?不要政府行吗?
是的,很多人不喜欢政府。因此,无政府主义者主张不要政府。完全不要政府行吗?看来不行。比如,发了洪水怎么办?一家一户没有力量治理洪水,必须联合起来,才能治洪。这样,问题就出来了:谁来协调大家?谁来决定治理洪水的方案?治洪需要资金,谁来出这个钱?如何管理这笔钱?等等,一大串问题。因此,大家要共同出钱,这就要交税。管这笔钱,需要财政部门。协调集体力量,需要一个头,一个指挥。这样,必然就会产生政府。处理垃圾问题也是如此。大家都倒垃圾,没有人清理不行。大家必须找一个人、或一批人来专门处理垃圾,这就衍生出来与抗洪一样的问题:政府是必要的,它是处理抗洪、清除垃圾这类“公共利益”所必需的,也是维护社会秩序所必须的。由于政府常常做事做得不好,甚至有了权力以后可能会烂用权力,但是,人们又不能缺少它,因此,民主社会常称政府为“必要的恶魔”。
2,政府是谁建立的?来自谁?上面的例子也说明:政府是人民创建的,它来自人民。
3,政府的目的何在?政府的目的是处理“公共利益”之事,是造福人民,为民服务。现在,连最专制的独裁者,都在口头上承认,政府来自人民,要为人民服务。只是,他们说一套,做一套。
4,政府由谁运作呢?谁有资格来运作呢?是人们挑选的有能力的人来运作,这就产生了选举。如何人民没有推举你、没有委托你来管理政府,这个政府就没有资格管理“公共利益”的事。政治学上说,统治者只有在征得被统治者的同意之后,才能行使统治的权力。
5,政府不称职怎么办?甚至,政府压迫人怎么办?答案很简单:让它下去,换一个称职的,换一个不压迫老百姓的。可不可以用和平的、合法的方式更换政府?可以。现在,美国正面临总统大选。共和党的小布什和民主党的高尔,都站了出来,让公民们挑选。如果人民厌倦了民主党的执政,就会把它赶下台,把共和党政府请上来。如果老百姓还喜欢民主党,就会叫小布什走开,继续留着高尔,让他来组织民主党政府。所谓民主选举,说白了,就是老百姓用合法、和平的方式更换政府、换上一个新政府。也就是说,民主制度把更换政府合法化了、和平化了、程序化了。
6,压迫人民的政府拒绝和平地交出权力,拒绝和平地更换政府怎么办?人民可以革命,用强迫行的手段叫它走人。因此,美国独立宣言说,人人生而平等,人民有权推翻一个暴虐的政府,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林肯总统一上台就说,如果它领导的政府是压迫人民的,人民有权起来革命,推倒这个政府。中国文化中,也有人民革命的权力。孟子在论及汤武革命时,就说,人民造反株杀暴虐的纣王,不算“弑君”,乃是除去一个独夫民贼而已。
因此,推翻政府、更换政府,是公民的天赋人权。革命,是公民的天赋人权,从专制者手中夺取政权,是公民的天赋人权。
7,改良是执政者才能做的,而革命却是平民的武器
一提到革命就脸色发青而高喊“告别革命”的书生们,总是提倡改良,不知写了多少文章诅咒革命、赞扬改良。我不是反对改良,也很希望改良。可是,我要问问那些诅咒革命、将改良绝对化的书生们:你们怎么改良?你们能进行什么改良?你怎样将专制制度改成民主制度?你们手中没有权,能改什么良?这是平民改良派的一个死结。改良是好,很好啊,我很赞成改良,但不要忘记,只有手中有权的当权者,才能进行改良,才能改革。极权专制社会里的所谓改良和改革,说来再简单也不过了-----就是专政者主动放权,主动还政于民,这是改良的实质。比如经济改革,就是共产党放松了一点经济控制权,给了老百姓一点发展私有经济的权力。我们平民百姓怎么改良?怎么改革?我们本来就没权,我们没有使用权力来进行改良的能力!充其量,我们只能呼吁改良,呼吁谁?呼吁执政者,呼吁有权的人,呼吁他们放权,劝说他们放权,劝说他们还政于民。再积极一点,就是抗争,向专制者争权、要权。
问题出来了:专制者不听呼吁怎么办?不听劝怎么?专制者不改良怎么办?专制者不放权怎么办?傻等?常跪不起而祈求专制者开恩?它不开恩又怎么办?你祈求它都抓你、杀你,怎么办?到此,诅咒革命而将改良绝对化的书生们,进入了死胡同。
我这个革命派,正确的称呼应当叫两手策略派。我呼吁改良,但不拘泥于改良。我希望专制者改良,但不奢望专制者改良。如果专制者不改,就行使革命的权利。此外,别无它择。
应当这么说,老百姓实际能“主动操作”的,不是改良,而是革命。改良是有权者能主动做的,革命是无权者能主动做的。革命,我们能主动操作的很多,鼓动革命舆论,发展革命组织,渗透党政军各界,发动群众示威,策动军队倒戈,等等,都是。有人最近总问我:“老王,你近来在干什么?”我可以坦率告诉大家,我在策划革命,具体地策划中国的民主革命,而且已有成效。
但是,有一条要讲清楚:准备革命,不一定实行革命,可以引而不发,以此逼迫执政者改良,专制者改良了,也可放弃革命的进行,但,永远不放弃革命的权利。革命,应当是一把永远悬在专制者头上的利剑,它改,就不砍下去;不改,则毫不犹豫,必砍无疑,是专制者迫使我们不得不行使革命的权利。
8,放弃革命的权利,等于放弃了一切
不错,我们应当争取的公民权利、公民自由有很多很多——言论的自由、结社的自由、游行示威的权利、练功的权利、私有财产保障的权利、免于恐惧的权利……,可列出一百条,两百条。
对诅咒革命、将改良绝对化的书生们来说,又一个死结的问题产生了:你争取这些权利,很对。但是,独裁者不给,怎么办?
这时,只有一个权利可以行使,那就是争取权利的权利。争取权利的权利,就是革命的权利。放弃了这个权利,等于放弃了一切权利,因为,你放弃了争取权利的权利,就等于给自己脸上贴上了一个标语:当那些普通的公民权利——如言论自由的权利——争取不到的时候,只有坐以待毙。独裁者看到这个标语,还愿意放权吗?
回到南斯拉夫革命的例子。米洛舍维奇不承认选举失败,假如南斯拉夫人民不发动革命推翻它,而是“和平、理性、非暴力”地等待第二轮投票;第二轮投票又被米氏做了票,还是“和平、理性、非暴力”,顶多来个“静坐示威”,他会怕你的示威?他会可怜你?恩赐你?别说米氏不会理会你的和平示威,连军中、警察中的民主派可能都不会看上软骨病患者。正是果断的革命措施——攻占议会大厦,才最终迫使米氏投降缴械。七,学运——工运与农运——兵运
我在八九民运失败后,曾在香港《争鸣》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学运——工运——兵运”,指出:这是推翻专制制度的革命必经之路,除非专制者主动改革和放权。现在,应当加上农运,而且,还应当强调一下农运。因为,中国农村近几年的农民暴动,规模越来越大,几千几万人的造反,已是司空见贯,这是农村矛盾激化的结果。我们民主革命派应当特别注意。
这次南斯拉夫革命,又一次证明了我的这个模式的基本正确性。南斯拉夫的革命,起于学生的罢课和工人的罢工。在攻占国会的同时,我在电视画面上,看到他们使劲地在做武装警察的工作——底下策反的工作可能更多。结果,首都警察倒戈,军队宣布中立,到此,米氏彻底没戏了。
军运,是必不可少的。军队起义固然是好的,但只要做好工作、使武装力量保持中立,人民革命就会成功。八,革命不是鼓吹出来的,是社会矛盾决定的
一九九八年初,我闯关回国。不巧被捕后,中共官方查出了我带进国内的传单。他们惊讶地说:“你在国内散发这个东西,老百姓看了,那还了得?会煽起革命和动乱的。”我对曰:“如果几张传单就能煽动起革命,说明这个政府毫无存在的价值。在美国,有好几个共产党,成天宣传革命,推翻美国政府和资本主义制度,人们把他们看成半疯。”的确,革命不是鼓吹出来的,没有革命的客观条件,怎么鼓吹革命,也是白费。就象一捆湿木材,怎么点,也烧不起来。反之,一片干柴,一个火星就可成燎原之势。在革命条件已经形成的地方,你再跺着脚地阻止革命,也是没用,革命该来就来。为什么?革命不主要是取决于人的主观意志,而主要取决于客观条件,就象那位南斯拉夫革命者十多年前所预言的,南斯拉夫会发生解体,这是由其内在的矛盾决定的。中国现在有没有发生革命的条件?当然有,而且革命的条件逐步成熟。
有人问,经济改革后,人马生活不是提高许多么,怎么还会爆发革命?让我们简单举一下俄国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例子。在两次革命前,俄国沙皇进行了经济改革,与中共的当今改革比,可说是成功百倍。经过改革,俄国成了世界第一大农业出口国,从工业产值讲,俄国也成了世界强国。这种表面上的经济成就和百姓的生活改善,使原来改革前鼓吹革命的知识分子纷纷转变了方向。他们甚至办了一本杂志“路标”,开宗明义地说,形势一片大好,路标应当转向,他们要“告别革命”,他们号召知识分子应当与沙皇政府合作。论点与现在一批主张“告别革命”的中国书生们尤出一辙。他们谁也没有料到,甚至连仍然坚持革命的列宁也没有估计到,二月革命竟然突然爆发,而且迫使沙皇政权在半个月内土崩瓦解。革命的直接触发非常简单:由于运输上出了点差错,彼德格勒市场一天早上缺少了面包供应。人们不满,开始鼓噪,上街闹事。事件越演越烈,沙皇派其禁卫军前往平息事件。但是,禁卫军到了彼德格勒,被群众包围,他们听了老百姓的诉说,觉得有理,不但没有镇压,而且宣布与人民站在一起。形势急转直下,半个月内,俄国其它地区纷纷背叛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那些诅咒革命、要“告别革命”的知识分子们惊呆了,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改革这么成功,却突然爆发了革命?他们进行了反思,发现:是人们的“清算心理”在起作用。什么是“清算心理”?它是怎么产生的?原来,俄国当时的经改,与中共今日的经改,有很多雷同之处。特权分子利用权力大发利市,老百姓心理很不平衡。尽管老百姓生活有了某种的改善,但人们有一种“清算心理”:他们要清算特权分子,要讨回公道。“清算心理”的产生是很自然的。不用提那些大批下岗的职工,就说说普通薪水阶层吧。改革前,我挣一百元,你特权分子挣二百元,是有差别,但尚可忍受;改革后,我挣的是多了一些,一月五百元,可你特权分子每月却可挣五十万元、五百万元,而且只是一个批文、一个签字,就财源广进。老百姓的心理怎么能够平衡?就是这种“清算心理”,或称“算总帐心理”,或者说是“讨回正义和公道”的心理,终于触发了革命。二月革命后的“清算”并不彻底,人们的失望又导致了第二次“清算行动”——十月革命。
仔细研究一下古今中外的历史,便可发现,革命往往不是在老百姓生活最苦的时候发生,而是在改革的带动下生活水准向上攀升、但出现分配严重不均、社会严重不公、人们的原先预期与社会现实形成落差的时候发生。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是也。而这,正是当今中国大陆的现状。
如今,中共特权横行,无官不贪,警匪一家,贫富悬殊,失业越来越多,民族矛盾激化,军队苛扣军饷,共干变成恶霸,内地与沿海形成巨大反差,公、检、法机关——这个原本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的机关竟然成了制造不公正的黑色交易所,这一切,导致了老百姓心理的极端的不平衡。社会缺乏正义,人民渴望公义与公理,一种“清算”运动,正在酝酿。一句话,中国正处在革命的前夜。
9,中共错失并封杀改良的机会
预防革命的最佳途径,就是成功的改良。不但经济要改,政治要改,意识形态也要改,要全方位的改。改革了,社会的压力就会减少,社会的矛盾就会消化,不会累积、激化到触发革命的地步。
中共曾有过几次绝佳的政治改革机会。一是七八、七九年西单民主墙时期,一是八九学运时期。可惜,这两次机会都被中共自己杀掉了。
现在,中共是否还可能进行政治改革呢?
做为一个和平主义者,我真希望中共能够良心发现,走上政治改革的道路。问题是,政治上中共怎么改?所谓政治改革,就是放权于民,就是三个开放:
一,开放选举,还选举权于人民;
二,开放言论,还言论自由于人民,允许人们自由办报、办电台、办杂志;
三,开放党禁,还结社权于人民,使反对党合法化。
形势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我敢保证,任何一个方面的开放,中共都会迅速失去政权,它会干吗?尤其应当指出,中共连南斯拉夫共产党还不如,目前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犯罪团伙。它十分恐惧,恐惧下了台后面临的清算。因此,中共已经走到即使想进行政改、都不敢政改的地步。何况,中共江泽民等最近还在信誓旦旦:绝不搞“资产阶级”议会那一套,绝不搞政治改革。中共已经把改革之途再次封死。
改改不行,唯有革命。社会的前进是阻挡不住的。
10,革命就是节日
雨果说,革命就是节日。当南斯拉夫革命派攻占了国会大厦和电视台的时候,我看到人民在大街上载歌载舞,象过节一样。我当时心想,中国早晚也会有那么一天。
习惯上,一提革命,人们就会想到血腥的共产革命。时代不同了,革命的形式也随时代发生了改变。不错,革命是自下而上发动群众、推翻专制的大规模运动,但它在现代化的条件下,却显得特别具有节日的欢快性。菲律宾是这样,印尼是这样,南斯拉夫也是这样。书生们,不要怕,革命不见得血腥,反之,跪着祈求专制者改良,反而会导致血腥的后果,六四镇压,就是明证。南斯拉夫革命死的人多,还是六四“改良”死的人多?印尼革命死的人多,还是六四“改良”死的人多?改良的损失一定会小?革命的损失一定会大?此论休矣。
还有什么“以暴易暴”论,这种因果绝对论,至今还在象金箍咒一样,箍在某些书生的头上,谈“暴”必痛。古有美国的暴力革命,今有罗马尼亚的武装起义,还有菲律宾的飞机轰炸总统府,哪个导致了专制?哪个验证了“以暴易暴”?印尼的革命,南斯拉夫的革命,都有少许暴力的场面,革命人民建立的,一定就是专制?此论也可见鬼去也。
还请记住:革命的手段不一定导致专制,同样,民主的手段也不一定导致民主。米洛舍维奇是怎样上台的?是选票。菲律宾的大独裁者马可士是怎样上台的?也是民主选举。更绝的是,世界上最恐怖的恶魔之一——希特勒,同样是民主选票把他送上了权力宝座。因此,迷信“一定要用民主的手段争取民主”的绝对因果论者,也要小心一点才是。
11,该出手时未出手——八九民运最惨痛的教训
我至今都在惊讶:谈到八九民运为什么失败时,一帮人整天在那里揪住鸡毛蒜皮的小事辩来辩去,什么不应当绝食,什么应当早点撤退广场,什么不应当矛头对准邓小平,等等等等;辩来辩去,好象都在为镇压者解套,好象成了镇压有理、绝食有错!荒唐啊,荒唐!可怜啊,可怜!
八九民运的真正教训是什么?是主流民运没有认识到“推翻政府乃天赋人权”,是主流民运没有认识到“夺权乃天赋人权”,是主流民运没有认识到“革命乃天赋人权”,是主流民运没有认识到“放弃了革命的权力就等于放弃了一切”。以至当革命的形势到来时,“该出手时未出手”,错失了良机。思想上没有推倒柏林墙,真正的柏林墙就不可能被推倒!一个六四后跑出来、在中共政府里面工作的干部对我亲口说,六四屠杀前,确有手握军权的军官——他的同学,找他商议兵变的可能,但他竟然劝阻了那两位军人。谈起此事,他至今捶胸顿足,后悔不已。
孙中山说,知难行易。认知了“推翻政府乃天赋人权”的道理,才能在行动上去推翻一个暴虐的政府。没有民主革命的理论,就没有民主革命的行动。祛除革命的恐惧比发动革命要困难千倍百倍。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治愈政治上的软骨病,就没有资格谈论中国的民主革命,更惶论领导中国的民主革命。
下一次民运高潮到来时,不失时机地指导群众发动革命,该出手时就出手,攻占政府机关,攻占电台、电视台,推倒中共贪污、腐败、残暴的专制,及时宣布地方或中央临时民主政权的建立,我想,这才是对六四在天之灵的真正告慰,才是对子孙万代负责的大德表现。
(2000年10月7日)

论两手策略:和平演变还是革命?(7)

   
    王炳章http://wangbingzhang.us/article/article0003.htm
 
    你主张民主运动以什么样的手段达成目标?用和平演进呢?还是革命?
    答:这是令很多人困惑的问题。我的答案有两点。其一,我们希望以和平演进的手段达成中国民主化的目标,希望避免革命,尤其是避免流血。其二,最终专制社会以什么方式过度到民主社会,不取决于、或者说不主要取决于我们,而主要取决于执政者的态度,取决于执政者在人民的要求下采取什么样的回应。

    综观人类文明的发展史,社会的迈进可能沿着两个不同的轨迹进行。一个是演进,一个是革命。
    演进,指的是逐步改良,避免大规模的革命和流血冲突。
    突出的例子是英国。英国原来是一个国王专制的国家。在民主潮流的冲击下,王室做了让步,先把权力转移给了贵族。尔后,在人民的压力下,贵族又做了让步,被迫把权力完全转移给了平民(下院)。结果,大家皆大欢喜。王室保留了,贵族院(上院)也保留了。其间,虽然也有流血冲突,但毕竟没有发生法国那样急风暴雨式的大革命。
    法国进入民主时代,则经历了不同的模式。路易王朝在民主和社会改革大潮面前,不予让步,拼命抵挡,触发了攻占巴士底狱的大革命,路易十六被推上了断头台。
    近年,也有正反实例。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弹压民主运动,步上了路易十六的后尘。
    临近的匈牙利共产党,在民主潮流面前,顺乎潮流,进行民主改革。避免了革命的暴发。
    海峡的对岸台湾,蒋经国让步开放,实行了民主政治,开启了历史新的一页。
    不远的菲律宾,马可仕死不让步,被人民赶出岛外,客死异乡。
    这些例子说明,执政者对人民要求的回应,决定了社会变迁的模式。让步式的良性回应,建立了良性循环,社会沿着演进的轨迹前进。反之,执政者执迷不悟,对人民的要求恶性回应,严厉镇压,则导致恶性循环,早晚触发暴动,社会沿着革命的轨迹发展。
    美国前司法部长甘乃迪曾说,成功的改良,是防止革命的最佳途径。有句话说,革命往往是在革命家喝咖啡的时候暴发的。意思是讲,革命发生与否,并不主要取决于主观的人为策划,主要是看有没有发生革命的客观社会条件。而革命的条件,往往又是执政者倒行逆施创造出来的。
    历史告诉我们,演进性发展,对人民,对执政者本身,都有好处。从而,对整个民族带来福祉。革命性发展,执政者的下场可能会极为悲惨。
    值得提出的是,现在,有个别知识分子提出,要“告别革命”,要当一名“改良派”。这种宣称,有着逻辑上的混乱。因为,要推动社会的进步,一般有两条路可走:“改良”或者“革命”。当政者可做的,是“改良”,老百姓可做的,是“革命”。“改良”不是知识分子所能办到的,只有掌权者,才能行使改良。政治改革,说穿了,就是执政者将剥夺公民的权利放还给人民:如办报纸、办刊物的权利,选举的权利,结社组党的权利等。普通知识分子手中无权,怎么“放权”给人民?怎么实施改革方案?顶多可以做“改良”的呼吁者而已。
    反之,“革命”确是老百姓可以做的,确切一点说,是公民的一种天赋人权。当执政者不进行“改革”时,剩下唯一推动社会前进的途径,就是人民的革命。我们希望社会以演进的轨迹迈向民主,但希望是一回事,执政者如何回应、能否放权、能否顺应历史潮流进行“改良”又是另一回事。
    做为民运的指导者,要做好两手准备。既呼吁“改革”、推动演进,但也不能放弃革命、更不能反对革命。当革命大潮来临时,要敢于迎接革命,并将革命引向正确的轨道。

2012年2月28日星期二

Q群反共党争民主群员妙语摘录


从历史演变来看,主权不是主题,主题是皇权与民权之争,就连毛共也知道,主题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主要斗争,到了现代社会,皇权没落,只有人权才是人类历史的永恒主题。那些喜欢把祖国比喻成母亲的脑残:如果你把祖国看成动态的话,你已经有多少个妈了?你那些丢掉的妈,被中共操弄的妈,你丫却找不回来,岂不是不仁不义不忠不孝之畜生?如果你把祖国看成静态的话,那么你这妈被多少流氓、地痞上过?且她还在被强暴着,而你却无动于衷!畜生!

香港立法会议员黃毓民:“是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造成香港回归十多年,人心都沒回归....現在排队移民最多的就是中国人,所有的高官都將他们的子弟派到海外去读书,你自己尚且对这个国家都离心离德,你怎麼要求香港人对你有向心力!

在我心中国家就是国家,跟政府没有关系。爱国就是要保护这个国家,让它不要受到政府的迫害,因为很多时候国家跟政府往往是对立的。

没选票,没土地,没政治权力的一群人,聚在一起高谈民主的坏处。我仿佛看到,一群太监在说:性生活多伤身体,幸亏咱们阉了;好像一群乞丐在说:钱是多么肮脏的东西,不如咱要饭的干净。

若一个男人,满嘴我爱你,可是一说结婚就闪躲,还老找你要钱花,只能说明他根本没打算要你,多操你一天是一天,真要怀孕了立马消失。若一个政府,天天高喊反腐败爱人民,可一提到阳光法案行政透明就闪躲,加税涨价倒是雷厉风行,只能说明它就是想玩你们,多操一天是一天!

宋朝的GDP达到全球的51%,如果全世界有100元,其中51元在中国。晚晴和民国时期,中国GDP仍然保持全球的20%,而今天占全球20%的人只创造了占全球4%的GDP!

唐、元朝的疆域面积达到两千多万平方公里,今天只有960万平方公里。 前朝科技曾领先世界,出了四大发明,出了孔子老子苏东坡曹雪芹,出了许许多多诗人和无数的诗词。

清朝以前政权建制只下到县级,今天的政权统治下到村级,无处不在。前朝社会官民比例1比6000,今天的官民比例1比28;

前朝社会没有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却把粮食运出国打肿脸充胖子。

民国时期有游行示威罢工自由,有言论自由,那时全国有几百家私人报社,今天一家私人报社都没有。民国时期曾经选举过总统,今天连乡村长的选举都难。

当年的清朝政府到了不可收拾的时候仍想君主立宪,现在叙利亚到了不可收拾的时候只想到公投修宪实行多党制,怎么都一个德性!几千人怎么能代表全叙利亚几千万人民,什么公投?不清算杀人政权?

中华正义自救联军成员流星的人权活动事迹




    按语:本文是作者申请加入中华正义自救联军时的政审资料,经一段时期的核查后,总部正式批准其预备成员资格,同时将其事迹予以公之于众。由于自去年底以来,贵阳共匪实施24小时巡查,并加强了警戒,致使匪患加剧,民运形势趋紧,按规定隐去了活动成员们的真实身份,请予谅解。
      
    中华正义自救联军成员流星的人权活动事迹 


    作者:流星
 
    在中共政权野蛮统治下,贫穷的贵州成了人权的重灾区,中共用最粗野的方式,暴力解决问题,对人民生命的漠视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民众对共党暴政统治的愤怒,也到了忍无可忍的临界状态,官民矛盾越来越大,冲突越来越频繁,而且对抗愈演愈烈。
    面对贵州时局的日益动荡和各地社会的广泛抗争,如何将维权之势凝聚成民主洪流,早日将西南民主事业推向成功,唤醒更多的民众起来抗争,宣传人权理念,就成了我们民运人士的主要职责之一。
    2010年,我曾与贵阳一些民主同仁搞过“民主橱窗”,但遭到中共政权的严酷打压。2011年初“茉莉花”行动以后,贵州警察更加严厉打压本省维权人士,“民主橱窗”活动也被迫中断。但我们不会放弃,准备将此项活动继续开展下去。因为广大民众对这项活动反响非常强烈,他们常常如期前来观看,并热烈议论宣传内容,老百姓只关注权益,不会翻墙,也不知道各地民权斗争情况,举办现场图文展示活动,很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并激发民众的维权意识和自救抗争。
    2011年8月20-21日(周六和周日),我们按计划在贵阳市民权广场、公园举办为期两天的“民主橱窗”活动,向民众宣传人权知识。
    为成功举办这次活动,我们把从网络上下载的一些相关人权资料和抗争事件整理出来,并加以制作,比如有关突尼斯、埃及的“绝对震撼图辑:《今日埃及》、 《王者归来》、《埃及军队拒绝学‘六四’》、《北京害怕人民思变》、《埃及军队不干涉示威,民众诉求国际支持》、《埃及民主革命经验,启示中国民主力量》、《中国人怎样看待北非和中东的民主革命》、《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延烧阿拉伯世界》、《突尼斯巨变,拥抱普世价值》等新闻。为防止警察的干扰、破坏和迫害,我们力求简单适宜,能拆能上,还预备了安全应因措施。
    2011年8月20日上午8点多,“民主橱窗”活动如期开始,我们在贵阳民权广场和公园挂起大型横幅“我会用生命去捍卫《世界人权宣言》”,几小时后警察便至,收走我们宣传资料,扯下了“我会用生命去捍卫《世界人权宣言》”横幅。这次宣传活动虽遭贵阳警狗破坏,但收到了鼓舞民众士气的效果,活动后,有不少人纷纷找到我们,表示会以团结行动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权益。
    人权之火不灭,民间声浪汹涌,正义不会屈服,贵州盼望天亮!我们还将会以各种形式开展这项活动,同时我们也在积极参与推动贵州各地的民间维权斗争,用行动感召民众。我们坚信:只要真心捍卫民众的合法权益,让饱受欺凌的穷苦百姓感觉到民运志士们始终坚定地和他们站在一起,互相依靠,互为支撑,才会鼓舞人们广泛参与,才能激发更多民众奋起自救的坚强决心。

2012年2月27日星期一

王炳章弃医救华宣言:为了祖国的春天(6)

  
王炳章(注:自此炳章先生成了继中山先生之后另一个弃医救国的民主革命家)
   http://wangbingzhang.us/about/article0003.htm
 
   当年谪医通天河,晒经石旁诵《离》歌。如今偿愿闯西域,自古难阻向东波。拿个博士区区志,卧薪三载为报国。蛟龙归海腾巨浪,莫丧经书剩传说。

       这是1982年6月,题在我博士论文扉页的序言诗。这首小诗,就是我决意放弃医学生涯,从事民主运动的宣言。它总结了我前一段的人生历程,表达了立志报国的意愿,也隐晦阐明了“弃医从运”决定产生的背景、动机及过程。

    我是一名中国医生,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在校时参加文革,当过红卫兵头头,后觉上当而隐退。毕业后,以“老九”放逐于青藏高原。在通天河畔,唐僧当年西天取经的晒经石旁,慕玄奘出国学经之胆略,抒屈原《离骚》忧国之情怀。后调回内地,苦修医术,梦想以医报国。1978年,我考取第一批公费留学。1979年上半年,出国集训期间,西单民主墙运动蓬勃兴起,给祖国带来了初春气息。当时,我是运动的参加者。然而,魏京生的突然被捕,震撼了我们的心灵,使我陷于深沉的思考之中。出国前,父老乡亲千叮万嘱,让我牢记“黄河九曲,终向东流。”志同道合的朋友们,语重心长地嘱托:“在国内,你已在医务界崭露头角。今天,你飞出了牢笼,你的抱负不应再受到这点名誉的束缚。在民族需要时,你应成为一个医学挽留不住的人。”

    我背负着这些寄托,于1979年10月,留学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及蒙特利尔临床医学研究所。1980年元月注册为研究生,1982年9月,获得麦吉尔大学医学院实验医学优秀哲学博士学位。

    毕业了,面临着前途的抉择。一些“好心人”叫我衣锦还乡,甚至对我封官许愿。也有热心的朋友劝我留居北美,安居乐业,甚至愿作具体安排。可是,这些朋友,怎能理解我的用心良苦呢?对我来说,拿个博士,仅为区区小志,卧薪三载,志在报国报民。近三年来,身在异国他乡,心怀神州故园。站在圣•劳伦斯河边,望着东去的流水,就想起父老亲朋的嘱托。博士课程的繁忙,未挤掉我对民运问题的研究;医学实验的兴趣,未减少我对祖国形势的关注。出国后不久,即传来对魏京生的审判;去年底,又惊闻王希哲被捕。觉醒一代的责任感告诉我,“医学挽留不住”我的时候来到了。在考取留学那一天就开始运筹的报国大略,终于随着博士论文的完稿而渐趋成熟。在论文序言诗中,我以蛟龙东归、志在除旧布新而翻江倒海的气魄为勉励;以唐僧返里,忘记恩人嘱托而丧失经书的传说为借鉴。我,绝不可忘记大家的叮嘱,毅然作出决定:放弃医学生涯,献身民主运动。

    当初,从事医道,乃为父母推动下的个人所好。而今,成为一个民主运动的活动家,是新兴的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需要。从此,我将放下我心爱的临床家的听诊器,带上社会观察家的听诊器,去诊断中国社会的恶患痼疾;我将放下我心爱的外科医师的手术刀,操起社会改革者的手术刀,去割除危害中国社会的脓疮毒瘤。这,是一条荆棘漫布的艰苦之路,但是一条光明的路,希望的路。

    为表达自己对中国当代民运先驱者的敬仰,决定今后起用王惊蛰的笔名。惊,魏京生京字谐音;蛰,王希哲哲字谐音(注:遗憾的是王现在自我堕落了)。我愿化惊蛰之雷,劈碎专制制度,开创民主自由。惊蛰之后,就是春分了,祖国的春天一定是美丽的。
    我对治病救人,施行人道的医学仍有无限的依恋。待祖国满园春色之时,请允许我重返医坛。
 
   王炳章 1982年11月于北美
 
   原载《中国之春》创刊号第30至32页,胶印手稿(王炳章网站编辑忠孝录入。如有差错,请朋友们指出。转贴时,务请注明来源。)

王炳章博士身体状况极差且有生命危险(5)

   
   ——黄花岗杂志社http://wangbingzhang.us/main/index.htm
    2004年6月29日
   
    黄花岗杂志呼吁世人关注营救并强烈要求中共立即开释王炳章博士自2002年6月27日被“匪徒”绑架以来,失去人身自由已达两年之久。

    2003年2月,王炳章博士被中共法庭以莫须有的罪名草率判处无期徒刑并服刑至今。
    今年一月中旬以来,由于狱方的非人道待遇,王炳章博士决定以绝食抗争。为了压服王炳章博士和掩盖中共当局的罪行,当局切断了王炳章博士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达五个多月之久,甚至剥夺了家人每个月的二十分钟探访机会。
    今天,在经历了如此漫长的等待之后,王炳章博士的小妹妹王梅女士,终于获准探视王炳章博士。但这次探视给所有关注王炳章博士境遇的人们,带来的却是令人震惊和心碎的消息——王炳章博士目前身体状况极差且有生命危险!
    王梅女士和王炳章博士家人的通讯指出:
    一、王炳章博士于1月24日昏迷,随后发生严重中风,并为此住院长达一个多月。而中共当局则一直掩盖实情,每当家人问及王炳章博士的情况时,都用情况很好进行欺瞒。
    二、目前,王炳章博士依然未能完全康复。他行动迟缓且协调性甚差,并且看上去非常虚弱。
    三、王炳章博士亦向王梅女士自述患有很严重的静脉炎。他担心血栓可随时形成并再次导致中风。此外,他现今感到肝区疼痛,并担心他二十年前曾患的乙型肝炎可能复发。王炳章博士告诉王梅女士,作为一位医生,他知道自己现有生命危险。
    四、时至今日,王炳章博士依然被单独关押在不见天日、与世隔绝的小号中。
 
    黄花岗杂志强烈谴责中共当局关押、迫害王炳章博士和其他政治犯的野蛮行径;正告中共当局及其帮凶和走狗必须尊重全体中国人的基本权利,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并且呼吁一切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人们,关注王炳章博士的境况,为营救王炳章博士奔走呼号。有关王炳章博士的更多消息、著作、捐助信息请见‘王炳章博士网站’。

王炳章诱捕案阶段调查报告(4)

    
   首页>>支持民运>>http://www.tianhuaculture.net/gb/zhichiminyun1_43.html
   中国日报2005年1月18日美西焦点栏目报讯
   
    旅美的中国大陆民运领袖炳章被中共抓补,并被判无期徒刑已经快3年了。就在世界各地的民运人士仍在组织营救和声援时,南加州的相关人士则抖露出「王炳章事件」背后的诱捕行动,期望引起民运界的警惕和思索。

    中国反政治迫害同盟秘书长周勇军17日在洛杉矶发布了他对「王炳章事件」的最新调查报告,并认为3年前盛传王炳章在越南被绑架其实是中共策划的诱捕行动,以及掩人耳目的伎俩。和王炳章同时被捕的张琦﹑岳武二人,后来居然都能安全的往返法国和美国,并对事件经过陈述相左,使周勇军认定王炳章的「未婚妻」张琦就是「王炳章诱捕案」的主要嫌疑人。
    周勇军表示经过这2年来到越南﹑中国﹑泰国﹑东南亚各地的实地调查,收集了不少和「王炳章诱捕案」的相关证据,并逐步推翻「王炳章事件」中「在越南被绑架,然后被中国警方解救」的故事。而中共实施的是诱捕计划,并通过王炳章的亲信将他拿获并解押到北京。
    周勇军还指出,作为民运领袖的王炳章在当年失权﹑失势之后,就在1998年建立了中国正义党,并开始到中国内地发动民主运动,实现其新的民运计划。在2002年6月失踪并被中共逮捕宣判之后其前妻﹑女儿﹑姐姐以及美国的民运人士都在积极奔走营救他,但是该事件的经过和实质却一直未明朗,使得声援行动未获成果。
    「王炳章诱捕案」调查委员会的刘因全支持周勇军能有勇气调查「王炳章诱捕案」,是民运人士中极其难得的。在美国的中国民运人士一般都很难合作,而且都硬称面子,不期望得罪朋友。周勇军报道的追踪调查,以及2004年﹑2005年两次发布最新阶段调查报告,应该使更多民运人士能重新看待「王炳章事件」,从而能更有效地运用各种力量来最终营救王炳章。
   

后记——


中共一贯用流氓手段罗织罪名,迫害民主斗士,王炳章事件非出偶然。


    2010年1月,王炳章事件调查人周勇军先生,也被中共海内外特务以类似的手法,合伙在香港透捕,并安插“金融诈骗罪” 判处了9年监禁。香港完全沦陷在了中共铁蹄之下……

2011年3月2日,中共将流氓手段也用在了中华民主正义党主席王一鸣身上,义乌共狗工商局一行五人(四男一女),竟以邮递员的身份骗我开门,闯进门后,他们给我安插的罪名是:没经工商局批准,在阿里巴巴网站使用公司称呼,违反公司法,威胁要处以20万以下的罚款,并要求我跟他们到局里接受调查。

    党主席王一鸣愤然反击:“我是诚信通审核通过的会员,有什么问题去找马云的公司,不要来烦我!”狗工商局竟说:“阿里巴巴公司太大,我们管不着,只能找你。”
    王一鸣大怒,手指向他们,斥其非法侵入民宅,不到你局做什么鸟调查!并要这伙鸟人“滚”了出去,他们灰溜溜走了。2011年3月,在国保特务的授意下,又到牢房去向我下什么“罚款通知书”,王一鸣看都没看,就当场扔了,并指责他们配合特务敲诈勒索,是不折不扣的犯罪行为!